让精神卫生驶上“快车道”

　　谈起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马弘回忆起了往事：“2000年洛阳火灾，我们去做心理救援，但当地人都不让我们靠近，说这里就是遭了个灾，没得精神病。最近的监利沉船事件，我本以为会是同样的遭遇，但没想到心理救援很快就得到了家属的认可。”

　　曾参与2002-2010版规划制定工作的马弘，看到了过去十余年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进步。但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逐年增多，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得不到有效救治，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马弘认为，新的规划很“接地气”，有利于构筑精神卫生列车飞速行驶的“铁路网”：“重性精神病、常见精神障碍、康复、人才建设等全覆盖，以及综治、卫生计生、教育、民政、财政等10个部门的参与，网建好了，‘和谐号’才能跑得更快。”她说。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再一关了之

　　精神障碍又称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异常，并伴有生活技能与社会功能损害。我国目前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管理。

　　近年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伤人”和“关锁”的报道频见报端。由于缺乏救治，严重神经障碍患者成了妨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者和自身权益被侵犯的受害者。未来五年，这部分人群仍是全国精神卫生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

　　“过去几年，中央转移支付项目不断提高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补助，促进‘解锁’。但目前还有0.4%左右的患者处于‘关锁’状态。”马弘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动态数据，每月都有被“关锁”和“解锁”的患者。一些患者从救治机构被送回家后，就又被关起来了。这些“复关”患者的家庭大都十分贫困、缺乏监护能力。

　　据民政部介绍，全国目前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430万人，其中55%以上都属于贫困人员，有的贫困家庭还有着不止一个精神障碍患者。

　　“其实，如果这些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还是可以为社会做些事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说，最近去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纳什年轻时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经过治疗后重归学术界，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陆林的患者当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然而，过去欠的“账”太多。“无论是医保政策的不完善，还是医疗服务水平以及患者及其家属认识上的不足，使很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没有得到很好的救治。”马弘指出。

　　因此，此次《规划》提出，各地将“应治尽治、应管尽管、应收尽收”，积极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整合好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制度，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同时，民政、社保、财政等部门还将完善有精神障碍治疗特点的社会救助制度。

　　“我们希望通过5年的努力，争取让‘关锁’的情况尽可能减少，让‘复关’的情况尽可能消失。”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说。

　　 让普通人群不再讳疾忌医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终究只是少数，普通人群的精神和心理健康问题更加普遍，但却更易被忽视，如抑郁症、儿童孤独症等常见精神障碍。

　　“我国抑郁症人群的就诊率目前还不到10%！”王斌口中的这个数字让人震惊。为什么这么多人有了抑郁症而不主动就医？因为他们对抑郁症缺乏认识，不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疾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精神障碍分为10大类72小类，近400种疾病，除了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障碍，还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以及酒精和药物依赖等常见精神障碍。然而，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后面这一部分也是精神疾病。

　　陆林介绍，我国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和美国差不多，但抑郁症的发病率和美国相差甚大。美国普通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病率最高的时候达20%，最低时也在16%左右，而我国则处于5%到6%之间。“很多我们认为不是抑郁症的现象，在美国会被认为是抑郁症。”

　　“由于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大家羞于谈自己的精神或心理问题。”陆林指出，现代社会常见的“路怒症”“居丧反应”等心理行为问题，都可以算是精神疾病，但却被忽视了。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认知率过低，加上对“精神病”的偏见和歧视，使很多人讳疾忌医，很难做到科学就诊。

　　与以往相比，《规划》特别提出要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的科学认识和主动就医意识，尤其是要针对学生、农村妇女、留守儿童、职业人群、老年人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各地还将开通心理援助热线，并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及时开展心理救援。

　　 让精神卫生人才更多更稳定

　　不管是精神分裂症，还是抑郁症，防病治病都需要专业医生的帮助。作为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和服务网络的重要一环，我国精神科医师十分匮乏，仅有2万多名。

　　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保健院副院长李文秀年年都要做精神卫生“扫盲”。“太缺人，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第二年就走了。我又得招人，还得做扫盲班。”她颇感无奈。

　　李文秀的无奈，陆林深有同感。“北京大学曾成立心理卫生系，专门培养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有一年培养了25名本科生毕业生，但最后没有一人做精神科医生。”陆林指出，精神科医生在社会上缺乏认可，待遇低。北京一位精神科医生与患者的谈话治疗，每小时收入为30元。这个收费标准定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未变过。

　　不过，他们在这次《规划》中看到了希望。根据《规划》，2020年我国精神科医生要达到4万名。教育部门将加强精神医学、应用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精神卫生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卫生部门将加强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精神科护士培训，在基层执业医师或全科医生中增加精神卫生执业范围的上岗培训。

　　增加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心理治疗师、社工、职业康复师等。“心理治疗师是我们希望在下一个阶段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以前心理治疗师只有中级技术职称，现在增加了初级职称，将来人员提升后还会有高级职称。这意味着会有更多临床心理学人才进入医疗机构。”王斌告诉记者，政府还将落实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政策，提高其待遇水平，稳定精神卫生专业队伍。

　　这让李文秀对《规划》满怀期待。“有了人才队伍建设，‘扫盲’这种现象在我这儿就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