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记忆、传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集体印象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又是历史的“活化石”。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幸存者已不足200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仅2014年1月至今，已有21人陆续离世。

　　他们的心愿是什么?他们最深的梦魇是什么?又该如何留住他们的记忆?……首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记者走近这些可敬的老人，聆听他们的伤痛记忆，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

　　 躲得过浩劫，敌不过岁月

　　每一年，都有幸存者离世。而随着时间推移，速度正在加快。

　　幸存者佘子清亲眼目睹了母亲遭到日军的杀害，自己也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他从2004年开始在纪念馆担任志愿讲解员，讲解时间已超过3000小时。家人在他的督促下也不止一次地参观纪念馆，老人每次都亲自做讲解。

　　近几年，一同当讲解员的其他三位幸存者陆续离世，佘子清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再三劝阻老人不要再来了。

　　“从前年开始突然少了好多人。”佘子清说，幸存者碰面大多在纪念馆，交流的最多的就是谁又不在了。

　　“仅2014年1月迄今，已陆续有21位老人陆续离世。你今天或许能在馆内碰到他，明天就可能收到他的讣告。”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不足200人。登记在册的年纪最大的幸存者孙雷祥出生于1915年，99岁高龄的老人面对来访者已经无法说话。

　　也有新发现的幸存者，但追不上老人去世的速度。纪念馆从2009年以来，通过多个渠道共征集到200多名幸存者的线索，经论证认定的不到一半。

　 　历史历历在目，伤痛不能忘怀

　　忘不了最想忘记的。对于高龄的幸存者群体来说，这种痛苦记忆不断重现带来的“痛感”，令他们身安心不安。

　　记者采访过的幸存者中，杨翠英是哭声最大的一位。她的女儿说，老人一辈子都没能走出亲人遇害的阴影，只要回忆触及那段过往，她一下子就会号啕大哭。

　　“亲爱的爷爷、父亲、弟弟、堂哥：我来看你们了，你们离开我已经77年了，我对你们的思念从未停止……”12月2日上午，在纪念馆内“哭墙”前她念出这篇祭文。随后又一边哭着，一边将墙上父亲杨学文、舅舅杨贤营的名字指给人看，嘴里还哭喊着“杨小宝在哪里?那是我可怜的弟弟啊，就因为哭闹被日本兵用脚活活踩死……。”

　　幸存者常志强曾目睹自己一家7口惨死，尤其是看到胸口被刺伤的母亲挣扎着给2岁的小弟弟喂了最后一口奶死去的一幕，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父亲在家一个字都不提这段历史。小时候我们怕问，长大后了解父亲的苦就不忍心问。”大女儿常明泉说，每次接受完采访，或者录完证言，常志强就要在床上躺上几天，子女们则渐渐学会了用“不闻不问”去帮助父亲逃脱记忆的折磨。

　　 设立国家公祭日，用余生等待道歉

　　如今，32岁的夏媛越来越多地陪伴外婆夏淑琴出现在各类证言活动中，这个从七八岁就听着亲人遇害故事长大的女士说，“知道我是幸存者之后，经常有人问我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的存在等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用我外婆的例子告诉他们，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依靠家族记忆的传承正被视作一条重要途径。

　　2014年7月，纪念馆启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登记工作”，截至目前，已有270多个家庭，共计3100位死难者遗属进行了登记，遍布世界各地。最多的一户王高昌遇难家庭共登记了106名遗属。

　　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对于即将到来的首个国家公祭日，幸存者们心绪复杂，为举国公祭感到振奋，却又为伤痛之日日益临近而揪心地疼。

　　“我已经85岁了，余生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等到那一天，等到日本政府承认他们的罪行，向我们道歉的那一天。”幸存者夏淑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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