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我是怎样读书的

　　说起读书，令人汗颜。“书到用时方恨少”，确然。此话原指个人所“藏”之书永无“足够”之时，而我则是时时觉得所“读”之书太少，年纪越大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在这种自觉愧赧的情况下要谈“我是怎样读书的”，岂非有点自不量力?但是拗不过《秘书工作》杂志的盛情，还是壮着胆子说说感受和教训吧，恳请读之者以前车之鉴视之。

　　一

　　年轻时选择读什么书，几乎全是“跟着感觉走”，也就是对什么感兴趣就读什么。我在大学上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虽多(一年级时13门课，体育除外)，但是闲暇时间还是有的，于是我广读小说，中外兼顾。学中文，看小说理所当然，但我却别出心裁，按类顺着图书馆目录卡片的次序读，西方各个流派，什么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侦探、爱情、历史、纪实，可谓“一扫而空”。能读那么多?北京师范大学刚刚由和平门外迁到现在的校园，图书馆的面积小，一层楼，书也少，几间屋子。专业书当然是要看的，但是当时教材类几乎阙如，上课全凭记笔记;理论书也不多，晚自习时间就能遍览，余下的时间，我几乎都给了小说。

　　我在那段时间读书的情况，放到今天的大学里或许不算什么问题，可是在50多年前还是罕见的。我因读小说而扩大了知识面，同时加强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使之结合的能力。这对于一个从校门到校门的17岁城市青年来说，是很重要的。附带说一说，这两方面的培养始于高中时代，大学一年级的形式逻辑课也使我受益很大。五年下来，还不错，成绩是全班最好的，可见看小说没耽误了正事。

　　年岁稍长，大致可以从22岁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时算起吧，不再跟着感觉走了，同时我的兴趣已经完全转移到对中国古代语言的研究与教学上面。懂得读书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并且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符合于己的方法，实际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换言之，我“开窍”太晚了。

　　我永远忘不了训诂学家萧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这句话，可能许多老教师都说过，但50多年来在我读书、教书以及研究时，常常好像又听到了萧先生的声音。

　　“一桶水说”只是个原则，怎样分殊到年复一年的教学和学术生活中?现在回想起来，大体一直是被教学逼着走的，直至现在。据说孔夫子说过“教学相长”，这不仅指师生之间的讨论切磋可以给双方以增知启智的好处，而且也包括了原以为知，待到站在几十个学生面前“输出”时，会蓦然发现在自己“已知”中还有空白，于是惭愧，于是焦急，于是回去赶快补课。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要证明或论述一个问题，总要“扫清外围”，即阅读和思考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剖析该问题之所需。在下面我还要谈到这一点。

　　二

　　读书的过程和情景是很难用一二三罗列的，但是为了说得清楚点，不得不一样一样说。

　　对所遇到的问题，包括读书时发现的问题，我喜欢“刨根问底”，即追踪其来源和依据，一直追到无可再追。例如我发现学生阅读古书，其困难并不全在对字词及其意义不理解，还因为对古人的生活习俗和制度不了解，更不理解。为了讲清楚这类问题，我不满足于一些古书的注释和工具书的解释，于是在阅读文史文献的时候就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后来我写的小册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就是据此形成的。原本想接着写古代“婚丧嫁娶”、“科举职官”、“姓名避讳”、“军队战事”、“外交礼仪”、“风水占卜”等，构成一个系列，但是因为忙起来了，只得中断。意料中的收获是，由于知识上有了储备，所以施之于教学，取得了较好效果。这是读书的副产品，也是扩大自己学术视野的过程。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学术和知识上的问题也从不是孤零零的，问题的边缘地带可能恰好隐藏着很重要而被人忽略的问题。我在追踪过程中，常常发现以前未曾注意到而又确实值得研究、思考的问题和材料;也常遇到一个问题套着别的问题的“连环套”，如果条件允许，就及时记下来，或者在书上做出标记，等以后有时间了再对“连环套”中余下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我的有些学术论文就是这样“捡”来的。这需要对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敏感，用今天的话可以说是“问题意识”吧。我还体会到，“问题意识”其实也是长期读书不辍的结果。书海无涯，没有人能读遍中国或古或今的书籍，但在有限的生命中尽量多读些，也会发现无穷的问题、有趣的问题，只要能试图解决其中更为有限的几个，此生也就不枉为读书人了。

　　不同领域或学科之间的界限其实也是模糊的，如果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他，无异于就事论事，形成的看法时常令人有缺点儿什么甚或“隔靴搔痒”之感。例如大家都知道，在“原始儒家”那里有和佛教相通之处，在宋明儒家那里有从佛教借鉴之处。不以知道这一现象的存在为满足，我想把握这一现象的“为什么”，这一习惯又诱导我去阅读佛教经典和有关书籍。儒家和道家关系的情形也类似，于是我接着拓展阅读的范围。这种信步书林之所获，多年后都有助于我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问题。对世界其他信仰的探索也是这样自然而然延伸的结果。当我愈益觉得如果不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范围里考察，不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许多问题就会说不清时，便不知不觉进入到希伯来系列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有伊斯兰教)的领域，不仅阅读其经典和解释性书籍，还要多看几本中外学者写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著作。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传来并经过了中国化过程的，原始佛教的原生环境是怎样的?它的许多理念都是“原创”的吗?要想让自己明白，就不能不涉足(谈不到研究)佛教产生前的婆罗门教以及此前的“奥义书时代”和“吠陀时代”的经典。就这样，我的“桶”越来越大，心里越来越踏实，在和各国学者或宗教领袖对话时也就比较从容了。

　　三

　　读书锻炼了我“思”的能力，具体地说，是记忆、想象和联想的习惯和能力。有时我喜欢作“反向思维”，例如自问：“不这样行不行?”“真的是这样吗?”甚至自问：“古人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有时这些想法甚至是在向习惯和权威挑战。例如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文章之高妙毋庸置疑，他“非三代两汉文章不敢观”，他的作品被认为是纯正的古文。但我在读《韩昌黎集》时，偶尔发现他的语句并不合三代至汉的语法，“怀疑”逼着我再次通读，后来写成了《韩愈不严守文言语法析》一文，揭示了一些现象，并给出了我对其所以然的解释。又如在我使用字、词典时，深感古今释义的方法和风格很不一样，联系中西哲学的差异，知道这是二者思维特点所致，而中国式的思维更符合语言实际情况，于是沿此而进，提出了“语义的可解与不可解”问题。越老越体味到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确是真理，这是他“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经验之谈呐。

　　年轻的时候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与师辈的差异：我们缺乏“幼功”，古书读得少，更不熟。不熟，就“进不去”，体会不出“味儿”来，依旧“书是书，我是我”，而作为一名古代汉语教师，就可能是以己之昏昏想使人昭昭。于是我要求学生背诵古文，戏名之曰“和古人对话”;上课检查时，我带头合上书，学生背书中断或错了我来提醒，师生都尝到了多读、熟读的好处。所谓古书之“味儿”，其实就是沉浸在书、文所营造的气氛中，尽量去“复原”作者构思写作时的语言环境(虽然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犹如自己身临其境，书、我的界限已经模糊。这是“思”的深化，久而久之自有所得。近年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一经验和现在西方哲学中“诠释学”的一些理论暗合。其实我们祖先早就点出了个中要谛，例如主张读书要“涵泳”、“想见其人”，讲“文势”，只不过没有上升到形而上而已。

　　四

　　记忆力再好的人一旦书读得较多了，也记不住那么多内容，特别是在当前“知识爆炸”，书籍和信息都是海量的时代。任其如此，岂不成了“黑瞎子掰棒子”?过去我习惯于做卡片，小小的卡片盒随身带着，有所获(有时是有所思)就记下来。十多年前我用计算机做成电子卡片，但是后来发现等到需要整理、分类和归纳时，电子卡片反而不如纸质卡片方便。现在已经改为全文存档、摘抄和纸质卡片三者并用了，它们成了我读书路上留下的标记，有了标记走回头路(拾起旧有的思绪和资料)就方便了。我身上总带着个小本子，书桌上也准备了一个。身上这一本随时记下要办的事，备忘录性质，同时记下遇到人和事时引发的一些与学术有关的想法;桌上的一本专用来记下读书时的感觉和激发出的“一闪念”(姑谓之“灵感”吧)。这是个笨方法，但对于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来说，恰好是一个补拙的窍门。当然也有小本乱丢一时找不到，急得出汗，全家总动员一起上阵的情况——事后想想，那情景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要读的书太多，“平等对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最重要的书、文，我就仔细读甚至反复读，即所谓精读也;一般而有用者，就略读;与己关注的问题距离较远的，就浏览。浏览者，就是读读序或导言，看看目录，挑选一些章节看一看，“知道了”，丢开。

　　年纪越大，记忆力就越差，越老我摘抄得就越多。抄书有一个好处，等于又读了一遍，印象加深，体会更多，还能把自己读时萌生的想法记在旁边，以供今后之用。前人常常抄书，有的是因为书不易得只好抄，例如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到中年了还在抄书;有的是为了边抄边体会，加强记忆，例如苏轼就抄过两遍《汉书》。前人的这一经验是宝贵的，但显然不适用于今日，而我觉得如果折中处理，例如适当抄点书，还是值得的。

　　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涉足范围的扩大，加上“信息多元”，这就需要做到杂而不乱。我不会让阶段性关注的热点对我最大的爱好和教学科研造成太大的冲击。例如为调查了解西北沙漠化和西南石漠化情况以及治理的方法，我用了几年的时间。这当然远不是我的专业，当时又忙，但是我还是挤出时间看有关的书籍和文章，向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这样，当我走进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或云黔桂石漠化地区调研时，就听得懂当地群众和干部的话了，也可以和专家们讨论治理方案了。工作告一段落，马上把那点可怜的空闲时间用来看我最喜欢、最需要的书。上世纪90年代我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用计算机对中文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为此，又读了大量计算机语言学方面的书和论文，也是这样做“季节性处理”。对长期关注而非我“主业”的领域，就细水长流，涓涓汇总。例如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涉及方针、体制、机制、管理、师资等诸方面，书籍文献也多，连专业人士也不能遍览，何况我这个“业余”?应对的办法是需要时看，碰到了看，朋友推荐的看，不占整块儿时间。再如出访外国，除了向有关部门请教，我还要阅读有关该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之类的图书资料。这些都属于“计划外”，虽说不系统，即时性的，但也扩展了知识，看似和“计划内”不搭界，但说不定什么时候通过这一方法之所得就派上了用场。写到这儿想起，年轻时我曾经在研究地方戏曲和曲艺的语言运用方面下了一点功夫，后来还写了本小册子(现在我还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终身会员呢)，当时有人讥为不务正业，听到了这一评语我也曾经自我怀疑过，但是后来在教学中和研究中却屡屡得益了。这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万物一理”(中国哲学上叫“理一分殊”)的道理。

　　五

　　我和中国古代语言和文献打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交道，也许现在才刚刚摸到点门——语言，尤其是古代语言，太复杂，太深奥了。但我喜欢这一“行”。兴趣是激发人学习的最大内动力。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因而也很忙，但我旧习不改，一有空还是钻在这里头。看书，动不动就往字义、字音及其流变上想;而且总期盼着能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从容地摆弄这个宝贝。

　　另一个旧习不但没改，反而愈加牢固，这就是读书。这几乎成了我之一“累”(第三声，北京话指累赘、负担)。读书占据了属于我私有的全部时间，包括在国内出差的火车上和出国访问的飞机上。大家都睡了，一片寂静恰好读书啊;火车的呼隆声和飞机马达声，听而不闻。如果哪一天没读成书，睡不踏实，就像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有时我给自己定下“课程”(计划﹑时间)，什么时候要把什么书读完，可惜计划有时落空，但事后一定要补上。

　　将近三十年前吧，全家五口住在两居室的小单元里，卧室就是起居室，也是藏书室、读书室。一次记者问我，你的书房起了什么名?我脱口而出：“日读一卷书屋。”过几天访问记见报了，我儿子周末从学校回来，带着质问的口气说：“爸，你的‘日读一卷书屋’在哪儿?”我说，在整个学校，在我的心里。其实，“日读一卷书”是我的座右铭，一直是对自己的鞭策。回顾既往，略堪自慰的是，我坚持下来了，除了生病的时候。

　　“一卷书”的量是按古书说的，平均起来大约万把字吧。算一算，真做到了;再算算我还能活多少年?还能读多少?我暗自笑了：还不算少!
 

        (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13年第2期，原题目为《我是怎样读书的》，作者：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许嘉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