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不宜过度放松 推动供给侧改革乃当务之急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近日就经济增长、汇率目标、货币政策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讨论，并对下半年经济形势给出了预判和政策建议。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下半年达到GDP增速6.7%左右问题不大，但政策的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则应谨慎考量，尤其是货币政策不可过度宽松，年内或可降准1-2次，而降息应当慎之又慎。经济学家们认为，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当务之急。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由各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组成，国务院参事夏斌担任论坛主席。
6.5% 的GDP增长目标是否合理?
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6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7%。目前多家机构预测二季度GDP增速为6.7%，与一季度持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我国经济不仅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同时还表现出“三性叠加”的特点，即在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尽管如此，从2016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随着前期财政、投资、房地产和货币等系列组合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出现了物价反弹、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基建投资保持平稳、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等一系列企稳回暖迹象。
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考虑到我国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政策空间，估计达标问题不大，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是乐观派。因为目前看到的并不是经济内生的增长水平，如果政策维持中性，经济增长可能跌落到6%以下。换言之，在外需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目标需要政策的支持。但相信今年的宏观政策可以提供足够的支持，且PMI新订单、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投资到位资金、购地面积等前瞻性指标显示经济可能在下半年温和加速。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要在稳增长和促改革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估计下半年GDP增速维持在6.5%左右，全年6.6%。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GDP增长目标应该重新考量。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说，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能维持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全球经济高3-4个百分点的增速已属不易，没有必要再加码。何况稳增长的主要目的是保民生，应以整体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主。5.5%-6%的年均增速与6.5%并没有太大差距，虽然达成人均GDP翻番的目标可能晚两年实现，但并不意味着我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对实现中长期目标也没有明显影响。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扬也建议下调GDP 增长目标。放弃不必要的信贷宽松，避免进一步吹大房地产泡沫和长期金融风险。
财新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更是提议，改GDP增长目标为人均收入增长目标，这样政策选项和资源配置重点将完全不同，稳增长主要靠加杠杆、靠投资，而直接以人均收入增长和人民福祉为目标，则需要重点考虑就业、减税负、完善社保体系。
货币政策不可过度宽松
5月广义货币(M2)余额146.17万亿元，同比增长11.8%，社会融资存量亦回到13%以内。丁爽指出，13%的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额增长目标相当于7%-8%的名义GDP增长，显得相当宽松。一季度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超出预期，近期转向更加稳健。
连平认为，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兼顾降杠杆、控泡沫和稳汇率等多重目标。鉴于下半年国内外环境仍将错综复杂，如物价水平局部上涨过快、银行体系流动性相对宽裕、市场利率水平低位运行、人民币存在阶段性贬值压力、美联储加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等，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中性，通过加强窗口指导，合理定向调控，确保信贷增速处在合理水平。
反过来说，货币政策如果过度宽松，可能吹大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不仅会带来短期市场波动，还将增加中长期风险隐患。若进一步向松方向大幅调整，还可能加剧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压力。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降准、降息，连平建议年内可降准1-2次，仅限于对冲外汇占款减少所带来的流动性不足。降息更应当谨慎。除非有严重负面冲击，否则不宜进一步调低基准利率。
李迅雷也认为，中国需要真正稳健的货币环境，不能持续放水。美国里根时代的供给改革之所以成功，离不开沃克尔收紧货币、提高利率、降低通胀，使得落后的产业真正被淘汰。而超发货币的代价将是通胀上升、房价上涨，去产能再度延后。但现在从全球来看，央行都沉迷在货币放水中不可自拔，化身为经济增长的使者。因此未来到底货币放不放水，要长痛还是短痛，是一个选择。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崔历。他表示，鉴于经济中已有的高杠杆率，房地产走势和潜在的通胀风险，短期不宜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违约增加债务风险仍可控
今年以来，债券市场违约案例明显增加。据统计，截止到6月末，国内债券市场今年已经发生18家发行主体债券违约事件，这已经超过2015年全年的违约量。标准普尔近期发布报告称，下半年，中国境内债券市场上的违约情况可能继续增加。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债市违约打破了刚性兑付，积极的方面是，促进了债券市场向信用风险定价的市场化方向演进，同时降低了企业的杠杆率。但消极的影响也值得高度关注，因为这种不经过债权人同意的单边违约行动，已呈现出一种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恶意逃废债苗头，并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
鲁政委建议，第一，完善《破产法》，允许债权人对债务人(企业)主动申请的破产重组具有否决权，依法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尽快明确“去产能”白名单，稳定市场预期，避免金融机构一刀切地停止融资，诱发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全行业性的再融资断档。
崔历认为，尽管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不过下游需求大致稳定，基建投资保持强劲，地产投资有望在下半年见顶之前继续复苏，会支持下游需求，为商品价格提供一定支撑，并减低相关企业大面积违约的风险。
崔历分析，企业的债务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企业日益普遍的流动性风险，第二是高杠杆与亏损企业债务问题扩散的长尾风险。解决流动性问题应实行更为广泛的债务重组，债转股可以是方式之一。减低长尾风险最重要的是让亏损企业破产，不良资产退出，而不是让不良债权继续在金融体系中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债转股不应作为解决这部分债务风险的主要手段。
朱海斌建议，关于企业债务问题应尽早形成明确的解决思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逐步消化债务风险。目前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债务严重性远远大于政府债务和家庭部门债务，另一方面企业债务又集中于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整体上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处理债务问题，但要防止结构性债务问题的非均衡分布可能导致的区域性和行业性金融风险。建议银行可以在未来两三年停止利润上交和派息，以留存利润加快注销不良贷款和补充信贷增长下的资本金充足率问题。
李迅雷则认为债市风险可控，相信决策层会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应对风险敞口的暴露。市场的短期风险会被不断化解。
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当务之急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5年12月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热门词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多名经济学家认为，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是破解中国当下经济问题的当务之急。
长江养老保险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表示，在推进“三去一降”时不能犹豫，不能为短期经济增长而牺牲长期利益，“有效的加法”是引导资源流向高效的生产部门，服务于未被满足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结构改革的初衷。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也认为，供给侧做减法是危险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变，产能过剩(也是投资过剩)的源头就没有消除，去产能来平衡经济结构就不会成功。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应该是调节部门间的收入分配格局，通过“还富于民”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这可以通过大规模减税来进行。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强调，各项改革，包括去产能、清除低效国有僵尸企业等力度还需增强。建议加大减政放权的力度，明确政府和市场各自的定位，降低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的“隐性”干预;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尤其应当为地方政府官员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在低效企业破产、清算中产生的坏账，要及时、尽早发现和认可;帮助企业尽快实现人员的优化配置，在精简过剩产能行业从业人员的同时，加大在安置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转岗培训、再就业、自主创业的财政力度。
邵宇则建议，设立一支10万亿量级的补短板基金，或称公共服务均等化基金，投向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兼顾公共住房、旧城改造、智慧城市等。通过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需求。朱海斌也认为改革中的加法不足，导致做减法也困难重重，建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关注如何在短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成立一个特别基金专门用于城镇化和户籍改革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均等化和完善。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以来，人民币中间价已累计贬值逾2%。近期，受英国脱欧外溢效应、全球经济波动性增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日人民币中间价连续下调，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低。但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仍在按照“前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既有机制正常运行，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市场预期平稳。
建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宏观研究主管崔历认为，美联储主席耶伦最新的发言暗示，鉴于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剧，投资前景越来越悲观，美联储转向更加鸽派的立场。建银国际一直认为，美元在此次周期中已经见顶，美元指数将维持区间震荡。英国退欧后，预计发达国家央行转为更为宽松的政策，美联储加息可能推至七月以后。全球持续低息将进一步减少资本外流的压力，并支持我们关于长期人民币汇率较为坚挺的预测。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称，春节后人民币汇率预期和资本外流大为改善，与央行改善与市场沟通及其与中间价定价机制的一致性有直接关系。鉴于英国脱欧后美元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朱海斌建议在目前的汇率机制下维持一篮子汇率的基本稳定，并对美元适度贬值，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货币政策实施提供空间。同时应该做好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尤其是美元大幅升值(尽管可能性并不大)的应对方案。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在动荡环境下，应采取有效措施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实际上，退欧对中国中长期来看未必全是负面效果，反而增强了中国对英国和欧盟双方各自的议价能力，有利于中英自由贸易投资货币协议和中德自由贸易投资协议的达成。因此，应当分别加快与英国和与德国自贸区协议的谈判，重点加强市场经济地位方面的磋商，增加中欧、中英的货币互换额度，等待G20首脑杭州峰会的机会窗口再度打开，在对外利益布局上掌握更多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