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科学标识不容易 专家:标识成本不容小觑

06.09.2015  09:31

  8月26日,农业部公布了对“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提案的答复函。

  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监管”“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四个方面,答复函梳理了中国监管转基因生物及转基因食品已采取的措施。

  该答复函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是如何规定的?定量标识与定性标识到底孰优孰劣?转基因标识,成本如何?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各国对转基因标识管理迥异

  目前,全世界有70%的人口居住在已批准种植或进口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订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要求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进行标识管理,以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农业部答复函称,国际上对于转基因标识管理主要分为4类:一是自愿标识,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二是定量全面强制标识,即对所有产品只要其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阈值就必须标识,如欧盟规定转基因成分超过0.9%、巴西规定转基因成分超过1%必须标识;三是定量部分强制性标识,即对特定类别产品只要其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阈值就必须标识,如日本规定对豆腐、玉米小食品、纳豆等24种由大豆或玉米制成的食品进行转基因标识,设定阈值为5%;四是定性按目录强制标识,即凡是列入目录的产品,只要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是由转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必须标识。

  我国是唯一采用定性按目录强制标识方法的国家,也是对转基因产品标识最多的国家。

  2001年,我国颁布实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有明显标识。

  2002年,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制定了首批标识目录,包括大豆、油菜、玉米、棉花、番茄5类17种转基因产品。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并赋予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转基因食品标示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职能。

  定量标识与定性标识

  近日,中国台湾地区宣布,从7月1日起实行转基因强制标示,直接使用转基因食品的原料,以及非有意掺入转基因食品含量超过3%的食品,将分3阶段完成标示,这属于定量标识。

  从1993年开始,中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转基因的管理办法和细则。目前采用最严格的定性标识方法,即回答“是”与“不是”问题,只要食品里含有转基因成分,一定要标识。

  “定性标识比定量标识严格,对检测技术要求很高。但其科学性有待商榷,会给监管和研发带来更多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亦有同感:“我个人认为定性标识不是很科学的做法。比如转基因大豆所生产的油理论上不含转进来的基因,因为油是脂肪,但根据现有的检测手段,只要含一丁点(微克级)便能检测出来,所以按规定要进行标识。但如果用转基因玉米做零食,按照农业部采取的名单制,玉米做成玉米片就不需标识。实际上,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定量标识,认为超过一定量才需标识,中国也应往这个方向努力。”

  “但在美国,不允许标有‘非转基因’等字样,认为这是对转基因食品的歧视。”林敏说。

  陈君石说,非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和标识,严格来说属于不正当的商业竞争,虽然中国没有法律规定,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就明文规定不能这么做,认为此种做法是暗示转基因是坏的、有害的行为,是不允许、不科学的。

  “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和产业越来越渴求把定性标识改为定量标识,目前可行性技术正在研发中。”林敏透露。

  转基因标识成本并不低

  在农业部的答复函里,提到了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下一步要采取的工作计划。

  但对于如何科学进行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专家认为还是个难题,因为转基因标识成本不容小觑。

  近日,在农业转基因科学沙龙上,媒体人黄章晋认为,从理论上来说,产品里不含转基因,很难做到,除非完全是农业社会,才有可能。在高度文明的社会,比如玉米、大豆在进入仓储、运输环节要把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分开,就需要不低的成本。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也认为,转基因标识成本高。

  “我国转基因标识是不定量的,在操作层面上也没有定义。不进行详细界定,会带来巨大问题。” 姜韬说。

  “比如,国际贸易中的选择性执法问题,作为严格控制粮食进口国来讲,应该把指标定低一点。其次,还有主权的问题,可以用转基因的定量规定来控制转基因粮食的贸易行为,作为一个贸易博弈的手段。”姜韬说,转基因标识不仅带来经济成本,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成本。

  “另外,我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还不具备普遍的转基因检测能力,就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网络,其中硬件、软件、人力、人才、试剂消耗、仪器设备等的成本都会非常高。” 姜韬说,从监管来看,操作的难度非常大,这都可视为标识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