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的儒雅之风：讲稿似散文 学术成就不逊专家学者
郭树清不仅是一名官员，也是一名学者，有着浓厚的书生气质。
图为2002年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局局长的郭树清。
齐鲁网3月12日讯 长期以来，坊间以“学者型官员”和“书生”来评价郭树清。这位学富五车的现任银监会主席，以其儒雅的气质，征服了很多人。他对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深刻认识，对东西方改革的准确把握，颇有见地，独树一帜。
两次讲话中的省长意志
聆听郭树清讲话，往往被其吸引，陶醉其中。
2015年8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就来到济南，《齐鲁周刊》记者前去采访。开幕式上，郭树清致辞，寥寥千余字的讲稿，将山东历史文化、史学与当代社会演绎得妙趣横生，引来阵阵掌声。窃以为，其讲稿拿到杂志发表，也不失为一篇优美的散文。
他巧妙地将孔子著《春秋》和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联系起来，呈现出山东在中国历史科学界的重要地位。讲到山东历史时，金句迭出，诸如：“距今2500年左右的齐国首都临淄曾经是东方最繁华的城市。正是在这个城市，国王设立了与古希腊雅典学院同期的稷下学宫，鼓励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仅只‘三人行必有我师’一句话，就体现出对自然、经验、理性、个体、自由和平等的高度尊重，特别明确地反映出他对实践的极度推崇。”
作为一名施政者，他从历史中发现现实的借鉴，值得思考：“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在应对今天的难题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和方案。例如，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我们会反复研究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经验；在治理雾霾时，我们会不断重温伦敦、东京、洛杉矶的教训；在抑制腐败过程中，我们会阅读美国‘进步运动’的史料和新加坡建设廉洁政府的实践；在解决城市积水和堵车问题时，我们常常想起巴黎宽阔的下水道和香港便捷的公共交通网。”
2016年4月，中国绿公司年会在济南举办，郭树清同样到场，在讲话中，将山东的历史、现实与转型升级结合，粗中有细，大中有小。
他没有回避济南的雾霾和堵，“济南目前在雾霾和拥堵两个方面都名列全国前十名，网上改了，叫做‘一城雾霾半城堵’，不是‘一城山色半城湖’了。”调侃的话语间，透露出对当下的不满以及改变的决心。他从范蠡到山东经商，谈到山东招商引资的政策“两千多年不会变”；管仲任齐国宰相时，用优惠的条件招徕客商，“一匹马拉的车要管饭，三匹马拉的车要管粮草，五匹马以上要有勤务兵伺候，这就是招商引资最早的优惠条件”。
对于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郭树清这样开场：“大概十年前我在商业银行工作，阿里巴巴、马云还没有现在这么火、这么牛。作为我们的客户，我们去拜访过，为什么叫阿里巴巴啊？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又不好意思问，因为涉及到商业秘密。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因为出来一个阿里妈妈，我知道了，这可能是一个电商家庭，是一个家族企业，猜得对不对我就不知道了。”之后，他谈到阿里巴巴在山东的淘宝村，接着是政府正在推进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诙谐幽默中，环环相扣，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共赢讲得很是透彻。
学者型官员的东欧游记
郭树清很早就得到了“学者型官员”和“书生”的雅号。“外秀内刚、豪爽博学、学术功底很深、是个务实的人。”这是熟悉郭树清的人士对其较为共同的看法。
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中，颇能见到一以贯之的儒雅作风。上世纪70年代，在农村插队时期，他用读书来对付寂寞和劳累。当时只是中学毕业的他，手边就有成堆的书。在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他已经显露出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除了读哲学书，还经常捧着经济学著作读。1981年，他写的论文《论联系的普遍性》在《南开学报》上发表。
担任山东省长之前，郭树清已发表论文、文章300余篇，出版《比较价格体制》《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整体的渐进》《在过剩与贫穷之间》《直面两种失衡》《郭树清改革论集》等书。有人评价，即使与一些专搞研究的教授和经济学家相比，他的学术成就也毫不逊色，甚至更加勤奋和成绩斐然。他还可以用英语流利地演讲，不需要翻译。
早在1988年5月，博士毕业的郭树清就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合作，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这几位也被称为“整体改革论者”。当该报告获得认可并被建议推行的时刻，他被逐步推到了改革前台。2010年11月，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1991年以来，他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担任兼职教授，直到2013年，他还在中国央行研究生院担任博士生导师。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他著文《“改革战略及其选择”的回顾与检讨》（收录于《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2008年，中国经济出版社）。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规划工作的郭树清，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当年的改革战略选择，并对其后直至2008年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反思。
网上流传着一篇名为《曲折与希望——东欧苏联旅行纪实》的万字长文，发表于1987年，作者郭树清。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和苏联，正是剧变的前夜，也是最后的改革时期。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的郭树清，利用从英国访学回国的机会，对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苏联四国进行了实地探访。
在这篇长达万字的游记中，作者客观描绘了80年代末民主德国（东德）、匈牙利、南斯拉夫、苏联四国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改革状况，也让人感到了苏东剧变之前四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文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在今天看来颇具现实意义。
比如：民主德国由于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当局对于改革浪潮有点不以为然”，但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匈牙利精英界对于“改革需要改革吗？”的讨论和争鸣，他看到，“世界市场保护主义抬头，国内成本上升，争取不到外资和先进技术”；波兰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如何配套推进；苏联没有类似匈牙利事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传统体制的迷信或信心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摇动”，导致改革前景并不被人看好。
文章最后提出建议：“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
其中给人触动很大的，或许是作者在南斯拉夫的所见所闻。谁能想到，当时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南斯拉夫，在短短的四年之后，就彻底分崩瓦解，并成为残酷的战场？改革是经济问题，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与国家乃至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也许就是苏联及东欧国家所经历的对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