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镛：爱背莎士比亚的植物学家(图)
陈焕镛
陈焕镛参与编写的《中国植物志》。
陈焕镛（左二）在哈佛大学的阿诺德树木园。
陈焕镛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华南植物学研究的一流人物”
1920年夏日的一天，一个青年植物学家被人们用担架抬出了海南岛五指山，他患着疟疾，高烧40多度，浑身上下都是蚂蟥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如冬瓜一般，神智昏迷，衣衫破旧，看上去真像一个野人。而把时光倒推一年，他还是在哈佛留学的岭南佳公子，在风景宜人的阿诺德树木园研读植物学的同时，还享受着古典音乐和莎士比亚戏剧的陪伴。让他心甘情愿在尚未开发的五指山居留的，是这里无比丰富的植物资源，短短10个月，他就采集了几百号标本，发现了不少新物种。
他叫陈焕镛，我国植物分类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蜚声中外，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华南植物学研究的一流人物”。他一生苦恋岭南草木，因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抗战期间，为了守护心爱的标本，他冒着生命危险，奔波于省港两地，并抱定了“人在物在，物亡人亡”的决绝之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痴爱的岭南草木，真像“冤家”一般，折磨得他一直不得安宁，可也正是这个“冤家”，让他度过了比常人美好得多的人生。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 王月华
青年时代
哈佛邂逅故土植物 种下一世草木情缘
陈焕镛是个名副其实的岭南佳公子。他出身名门，父亲陈言是香港第一家华文报纸——《华字日报》的创始人，与晚清名流王韬、伍廷芳等人颇有交道。后来，陈言受清廷委派，赴古巴担任总领事，在这里迎娶了第四位侧妻——西班牙裔女子伊丽莎。1890年，伊丽莎在香港生下了陈焕镛，他也是陈言的第十三个孩子。据说，陈焕镛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很喜欢他，就是因为他从西班牙裔母亲那里遗传了“热情又亲切”的性格。
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家庭背景自然也决定了陈焕镛比同时代人远为“国际化”的人生，但那个“救亡图存”的大时代又赋予了他一颗极为真切的“中国心”。1905年，15岁的陈焕镛远赴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在马萨诸塞州农学院学习森林学，1915年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在今天的普通读者看来，“森林学”是一门挺冷僻的学问，但在青年陈焕镛眼里，学习森林学是他为国效力的可行之道。1911年，他在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论述“森林学在中国的重要性”。他说，“不加选择地砍伐森林已使整个省份变成荒野”，中国因而需要大量的森林学者来教育民众，并利用西方科学的长处恢复生态，以免“洪水泛滥和不良气候”毁了中国。10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严苛，而陈焕镛在21岁时写下的文字仍颇有可取之处。这也不奇怪，经由苦心思索悟出的真知灼见，其实并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过时，相反，它往往可以超越时代。
根据相关资料，陈焕镛在哈佛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阿诺德树木园度过的。阿诺德树木园建立于1872年，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已成为欧美最知名的中国树种研究中心，收集到的中国植物比任何一个其他西方国家植物园都要多得多。陈焕镛入读哈佛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研究这些材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里花费几年时间所见识的中国树木，如果在国内的话，也许要用一辈子考察才能见识到。”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陈焕镛的情境中细细体会他的心情，面对着大量自己闻所未闻的故园草木，一定是“又惊又喜，又爱又恨”，喜的是故土的植物资源如此丰富；惊的是自己对它们的了解是如此之少；爱的是无数被严谨整理和鉴定过的标本充满了“理性之美”；恨的是在自己的故土，这些草木从没得到过相同的对待与呵护，以至有心研究者不得不远赴外邦，否则就得在黑暗中摸索。有了这样的体会，再来看他此后为了采集研究故园草木，一生尝尽艰辛，而从不言悔的人生选择，就觉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标本情痴
“孤胆”勇闯海南岛 重病被人抬出山
1919年，陈焕镛从哈佛大学毕业。当年秋天，他带着学校给予他的500美元奖学金，匆匆回到国内，孤身一人进入海南岛五指山区，开始在这个西方植物学家还未涉足的“处女地”里寻宝。要说，这个时候的陈焕镛还真有点堂吉诃德的勇气，除了一本探险手册和简单的采集工具，他压根就没有别的东西“护身”，可却要和数不尽的毒蜂、蚂蟥、细菌与病毒作战。他原本计划在海南岛逗留一年，可10个月后因为营养不良，又染上了恶性疟疾，高烧到40℃，左手肿得像冬瓜，最后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出山区。不过，就在这10个月里，他采集到了数百号植物标本，发现了不少植物新物种，这里的一草一木终究回报了他的勇气和深情。
在陈焕镛与岭南草木的“恋爱”中，始终贯穿着这样的勇气和深情。1922年，他和曾同在哈佛求学的植物学家钱崇澎，以及学生秦仁昌（亦为著名植物学家）组成了一支考察队，深入神农架一带，风餐露宿，采集了8000多号植物标本，这也是中国植物学家第一次自行组织的大型考察；1928年，他从南京东南大学转入中山大学任教，创办植物研究所，5年之后，研究所馆藏的标本超过了6万号，他自己因而都难掩欣喜，称“环视国内各植物标本室，实未遑多让”；研究所草创之初，经费捉襟见肘，他把自己数千银元的薪金和补助费都贴进去了不算，还努力奔走“化缘”；他的研究所一早就为标本的采集、修剪、制作与鉴定制定了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流程，其严密程度与现代计算机管理极为相似，令前来参观的国际同行衷心佩服；他在植物分类学上造诣极深，可每次就新发现撰写论文时，总是要反复推敲，在发现了“植物界的熊猫——银杉”之后，他纵然满怀欣喜，也还是极为审慎，光是银杉部分结构的解剖特征，他就整整推敲了两年……本来嘛，面对自己的“一生挚爱”，他怎么会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与疏忽？
战争时代
数年忍辱负重 保住半生心血
不知道后来历经坎坷的陈焕镛回想起上世纪30年代意气风发的自己，会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在不由自主叹息的同时，依然带有几许甜蜜？那真是他无可置疑的黄金岁月。
那时候他声名鹊起，从1930年开始，他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崭露头角，典雅的英文讲演和严谨的学术研究赢得了国际同行的普遍尊敬，被公认为“华南植物研究第一人”，而他的努力更为我国科学家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创立了开端。
那时候他梦想正炽，仅1928年~1934年，他就在广东采集了近3万号植物标本，因为他一直想要“出版一本高水平的广东植物志，收集并栽种尽可能多的珍稀植物，保护它们不至于绝灭”，他还率先创办英文学报，因为他觉得“科学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
那时候他被热爱他的学生围绕，后来蜚声中外的植物学家秦仁昌、蒋英、陈封怀、方文培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他英文绝佳，莎士比亚的作品倒背如流。一次曾以“森林与诗歌之美”为主题进行英文演讲，其文辞之优美令学生如醉如痴，他的学生、著名林业学家徐燕千教授到了耄耋之年还撰文说他“永志不忘”。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战争不来该多好？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假设，而在战争的铁蹄之下，手无寸铁的科学家又是如此弱势。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陈焕镛深感局势迫切，就把研究所里的图书、标本和仪器分批运至香港九龙自家所有的小楼中，继续工作。谁料不到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亦被日军占领，这些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心血之作眼看又要落入敌手。陈焕镛与在港同仁本可逃亡，但他哪里舍得下这十多万号植物标本和数千册珍贵图书呢，“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是他唯一的念头。后来，他几经周折，终于设法将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岭南大学（当时改名为广东大学）校园内，他自己则被任命为“广东大学教授”。为了保护这些标本和仪器，他身处沦陷区，却既不能“以死明志”，又不能“慨然求去”，内心的屈辱和煎熬实非常人可以体会，可为了保全他“毕生的挚爱”，他也只能忍辱负重，“暂且偷生”。
抗战胜利后，陈焕镛“如囚出狱，重见天日”，将所有的标本、仪器和图书清点后如数归还中大。他一直感慨自己“对抗战工作愧无建树，然保存本所文物，自谓尽心”，幸好尚有读懂其苦心者在。在中大时任农学院院长邓植仪写给校长王星拱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说陈焕镛“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之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这样的评价，总算给了备受质疑和煎熬，并因之身心俱疲的陈焕镛一点点温暖和安慰。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胡宗刚先生《植物学家陈焕镛家族的现代职业追求》和《抗日战争后陈焕镛为保存植物标本遭受指控案》一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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