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平：正确看待中国人口结构现状

2014年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12亿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破2亿的国家，“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成为现阶段我国人口问题标签。与人相关的问题都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人口结构产生变化的今天，诸多问题都有待被正视并破解。而人们最为关心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就业市场、城镇化等问题呈现出什么样的走向？人口红利没了，经济发展怎么办？对此，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采访了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利平。

记者：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这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高利平：近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和变化趋势：一是0-14岁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二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2000年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0.2%，2010年提高到74.5%，之后呈缓慢下降趋势，2014年降至73.5%。三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我国早在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达到7%左右，开始进入老龄化，之后逐年上升，2014年已经上升到10.1%。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紧缺局面，从而推动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时是个高点，之后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未来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步入老龄化的人口数，我国未来将持续面临劳动力供给减少和老龄化继续加速的压力。不仅如此，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不同年龄的劳动力供给也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年青劳动力总量下降，而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增加，这种分化将在劳动力市场引发更多结构性矛盾。

记者：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在地域分布上是否存在差异化？如果按行政层级划分，地级市和县区之间有无人口结构的差异化？

高利平：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分布不均衡，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一是人口地域分布胡焕庸线规律和特征没有明显改变，胡焕庸线以东（南）43.18%的国土面积，仍然集聚了全国90%以上的人口。二是“孔雀东南飞”的人口转移趋势得以缓解，但仍没有根本改变。今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较快，将会释放出较大的就业空间，西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比重会增加。外出务工人员向东南流动趋势放缓。三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一。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的省（区）。

从人口的城市分布看，地级以上城市和县镇所在地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岗位供给能力的影响，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向地级市以上的大中城市转移，地市以上城市均为人口净输入地；而县城所在地虽然跨区域的外来务工人口相对较少，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县域内新成长农村劳动力纷纷在县城买房安家，县城所在地的小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反而较为合理；另一方面，因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外出打工和进城居住，乡镇驻地及广大乡村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占比较大，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记者：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地方政府应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以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

高利平：人口结构变化始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影响劳动力供给。二是导致消费结构改变。老龄化加剧导致养老、养生、保健等市场需求旺盛；即将实施的“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将使出生人口增加，可能对母婴用品、文化教育、房产等都产生影响。三是影响储蓄。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对消费、储蓄、投资的理念和意愿产生很大影响；老龄化加剧致使老年人口对储蓄的兑现消费增加。四是不利于知识转化与技术创新，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社会整体知识吸收转化和创新能力下降。

间接影响更为广泛。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二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妇女和老年劳动力有影响。独生子女政策实行时期，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参与社会劳动；但二孩政策普遍放开后，部分妇女因为生育则会回归家庭或减少就业。三是老龄化加剧，社会负担比升高，企业和政府社会成本增加，投资相对减少。另外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地域间的不平衡，也会影响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等等。

针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地方政府应该适时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将以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高技术产业转变，降低对劳动力的过多依赖，增强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针对老年人口增加的趋势，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和医疗健康产业，优化服务业结构。同时，为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大对劳动力技能的培训等，以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

记者：人口结构变化对户籍制度改革有何影响？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会否产生阻碍？

高利平：人口结构变化与户籍制度改革是相互影响的。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户籍制度改革只能加快推进。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使户籍制度改革变得复杂和慎重。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意味着不仅要解决转移人口身份登记的问题，而且要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所以，各地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又格外慎重，推进速度低于预期。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因此，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是促进还是阻碍。首先人口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又引导着人口结构的加速变迁；其次，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由于城镇化有两个重点：一是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在于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城镇化，关键在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这两个基本条件能够保障，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就会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第三，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阻碍城镇化。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口增多，一方面，农村中、老年人口不愿到城市安家落户；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养老负担沉重，城市住房、医疗等生活成本高昂，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将延缓城镇化速度。

记者：如何看待人口形势的未来？面对“人口红利”不复存在，拉动经济增长新的红利点有哪些？

高利平：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实施后，我国出生人口会有小幅增长，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但是我国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总人口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并在2026年左右到达高峰14亿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将下降；出生性别比趋向平衡；老龄化仍将保持高位运行。

随着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数十年来首次下降和大幅上升的社会抚养比，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丧失。但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看，“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还有一个过程，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前我国每年仍有1000万新增就业人口，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综合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领域还会释放出一定规模的富余劳动力。

从人口学的角度讲，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后，拉动经济增长新的红利点主要有两个：一是“积极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红利。参与社会发展、促进健康和福祉、建立支持性环境是“积极老龄化”的三个优先发展方向，在这一理念下，老年人并不只是被赡养者，他们同时也是消费者，甚至是利益创造者。老龄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健康产业、老龄产业、养老服务业等老年经济将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增长点。二是人口素质结构变化带来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而且随着职业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劳动力知识和技能结构大大改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供给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能有效促进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