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黄济：再也见不到那位蹬三轮的老先生了
黄济，1921年生，7岁入私塾，15岁入县立考院小学，1939年春入青岛礼贤中学，后在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就读。在黄济草拟、樊秀丽整编的《三卅纪实：黄济自传》一书中，记者看到这样的文字：总想找一方净土，干一番对社会和后生有益的事业，于是才选择了教育，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我无意为官，所以才决定今后的路还是去当教师，和青年一代交朋友，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阳光耀眼，却照不开心中的哀伤。
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济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8日20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黄济先生走了。天堂里，多了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可是，北师大的师生再也见不到那位蹬三轮的老先生了。
“骑三轮不疾不徐的黄先生，前几年一直是北师大南门一道亮丽的风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老先生“永远都是穿一件夹克”，“对于陌生人的礼敬问好微笑回应，淡定从容”。
正是这位“其貌不扬”的老人，为新中国的教育理论尤其是教育哲学的开拓与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曾担任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科学分支副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有几次目睹先生被长长的车队尾随、催促，着实为他捏着一把汗。不知道在他的背影后面，有多少人晓得，眼前这位以自己节奏悠然穿梭于林立大楼间的长者，正以常人难及的速度，绽放着自己学术的第二春？黄先生权威，但对于晚学后辈却是难得的宽容。在剑拔弩张的答辩现场，以浓厚的山东口音申明：答辩答辩，同意你就答，不同意你就辩。至今想来，鼓舞不已。”学生杜继纲回忆。
“文求出己莫效颦”
教育家顾明远曾说：“1979年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催生了教育哲学的复苏。黄济同志勇挑重担，在我国率先重建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所谓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解放以前的教育哲学课程，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重新审视教育的理论问题。黄济同志先后撰写了《教育哲学》《教育哲学通论》等著作，为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许多人，就是先读黄济的《教育哲学》，再认识他的。
“初识先生的名字是在1989年秋。那时我还在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刘楚明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基础理论课，课的名称就是‘教育哲学’，使用的教材是先生撰写的《教育哲学》。教材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朴实无华。那时并不知道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重建教育哲学学科以来的第一本教材，也不知道先生在教育学界的资历和地位，只是喜欢阅读先生的文字，品味其中的思想，体味先生真挚的教育情怀。”正是那部著作，成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最早的教育哲学启蒙。
“先生自幼就读于私塾，通读四书五经，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因此他讲授的教育哲学不是照搬西方的观点，而是闪烁着自己独特的东方智慧，使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当年先生的教育哲学的课堂作业，我还珍藏着，上面留下了黄老先生的诘问，至今尚需思考。”多年以后，学子们还在思考。
遵循“文求出己莫效颦”，更不会“卖论取官”，以此谋取名利，迎合潮流。黄济说：“要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对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有过深深的感慨：作为黄先生的弟子，与他在一起常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师之道吧。
“学问精良、诲人不倦的老夫子”
黄济大学没毕业就去了解放区，因此未曾拿到毕业证书。他常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大学教授。
“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1946级的学生，尽管后来北师大补发了他的毕业证书，但无论什么时候，他在填写自己的履历表时，都会在‘学历’一栏里认真地写上‘大学二年肄业’。”石中英说，先生的学历尽管不高，但确是勤于治学、学而不厌、终身学习的典范。不管是听课、开会，还是参加学生论文答辩或席间闲谈，他都极其认真谦虚地向别人学习，认真细致地做笔记，对于自己拿不准的问题必定认真查阅相关资料。
其实，在学生眼里，他俨然“就是一位学问精良、诲人不倦的老夫子”。
劳凯声教授曾撰文回忆：“记得一次聊天，先生问我曾就读于哪所中学，我回答说上海位育中学，先生想了想，说道：‘哦，这是取自《中庸》里的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育即取这句话中的两个字。’对经书熟悉至此，真的令人敬佩。”
“也是在上这门课时，先生经常在我们晚自习的时间来到教室，辅导我们学习。他静静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如果没人上前提问，他则取出随身携带的书，摊开来阅读。有人请教问题时，他会仔细地听取陈述，并记下要点，然后以他那特有的语气和姿态同你娓娓道来，仿佛是在和一个同辈人讨论，毫无居高临下的盛气。”
当教师，是他的选择。黄济曾写诗云：教园耕耘几十春，喜看桃李已成林，一生两投任评说，三校执鞭务淳真。他著有文集《雪泥鸿爪》，以期饱含鸿爪印记的泥水能对春苗起点滋润作用，也就多少有些快慰了。
“‘文革’期间挨过整，关过牛棚、淘过大粪、烧过锅炉，先生都处之淡然；花甲之年才迎来学术之春，晚年还要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夫人，但他一直耕耘不辍，其人生态度、学术责任让人感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先生所代表的那一代京师教育学人的滋养。”学生李于说。
“只是实实在在地行动”
“我看先生的字，却是笔法干练，没有一丝浮华的痕迹，恰恰随意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智者与长者的通达。”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铁芳讲了和友人请黄济为《教育人文集刊》题书名的往事。“黄先生随手把写好的几张放在一边，又摆好笔墨纸砚，一连写了3张。这样感觉不满意，就在同一张纸旁边再写一次，小字写了几张，又说‘我给你写幅大一点的’，又拿张纸，写大一点的字，写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先生把我们送出门来，我们走下一截了，先生还站在楼梯旁送我们。走出来，北京的冬夜挺冷的。只是，此时此刻，外面的天再冷，我的心也是热乎乎的。因为，我的心里珍藏着的，是一位智慧、通达、热情的老人的生命的真实的印痕。”
师从于黄先生的金生鈜理解：这样的道德人格一定是在“诚”的引导之中的，因为道德不是表现或渲染，它一定是静静地生长，不是高远不可接近，而一定是像土地的厚重一样实在，像小草的质朴一样平凡。
“文革”期间，黄济被整到锅炉房烧锅炉，一烧就是7年，他烧的暖气每年都最好最热。“在那个特殊时代，黄老师也是出自本然地把事情做到最好。他从来不多说什么，而只是实实在在地行动。就如他每天的晨练，只是迈开大步、实实在在、平平常常地走路。从黄老师身上，我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高明见于平常，本真见于朴素，真诚显于自然。”金生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