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斌：预计2017年GDP增速温和放缓至6.5%

2016年GDP增速顺利实现此前制定的6.5%-7%的增长目标。如果剔除金融服务业，实际GDP增速在2015年第二季度触底（同比仅增长6.2%），之后逐步上行到2016年第三季度同比6.8%的增速。本轮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以及强劲的汽车销售。政府稳增长的宏观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信贷增速加快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

2016年，中国经济步入周期性复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长达54个月的PPI通缩周期的结束以及名义GDP增速的回升。另外，中国在去产能（尤其是在钢铁和煤炭行业）和经济再平衡方面取得明显进展。2016年前三个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1%，创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投资持续从传统行业向新转移。  

展望2017年，我们预计经济增长率将从2016年的6.7%温和放缓至6.5%。从结构性因素考虑，2017年与2016年并没有太多不同。如劳动力因素方面，适龄劳动人口将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新增农民工数量也呈大幅下降趋势。  

应对的政策措施包括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定居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资本投入方面，政府会继续推进钢铁、煤炭和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步伐，进而导致固定投资增速放缓。

但由于PPI通缩的终结，名义投资增速可能趋稳。投资方向从传统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向新兴行业（例如健康医疗、教育、信息科技和环境）的转移趋势料将延续。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自2007年以来，单位GDP产出对应的资本投入大幅上升，意味着资本的回报率大幅下降，但这一趋势近年来似乎开始趋稳。

尽管如此，2017年和2016年存在不同之处，尤其是周期性因素方面。一些主要行业趋势可能在2017年出现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金融服务业的拖累将明显消退。2015年，金融服务业贡献了GDP的8.4%，并录得16%的实际增速，但在2016年前三个季度金融服务业增速大幅降至6.3%，主要反映了股市的深度回调。

金融服务业减速将GDP拉低了大约0.8个百分点。目前看，金融服务业的低谷已经过去，我们预计其增速在今年将重返8-9%的正常区间。因此，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将从一个大的负面因素转为温和的积极因素。  

其次，2016年房地产投资的复苏对经济是个意外的利好。 得益于房价大幅上涨和房地产市场销售飚升，住房新开工面积回升，房地产投资从2015年第四季度的同比下降2.1%开始加速，到2016年11月房地产投资三月同比增速为9.0%。我们预计房地产投资好转对2016年GDP贡献了大约0.5个百分点。

由于一些城市2016年房地产市场过热，导致这些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出现逆转，再次实行限购限贷等政策。过去几个月，这些重新进行楼市调控的城市的房价和成交量开始降温，但在其它城市房地产市场依然火爆。根据我们的基本预测，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降至1%，低于2016年的6.6%，从而将 2017年GDP拉低0.6个百分点。  

再次，我们预计汽车销售将放缓。2016年汽车销售出乎意料的强劲：乘用车销量增长了15.1%，远高于市场最初的预测。乘用车销量的大幅增长部分受到2015年年底小排量车购置税从10%减至5%的政策提振：2015年轿车销量年销售量从1240万辆降至1170万辆，而在2016年轿车销量增长了4%。更重要的是，2016年越野车（SUV）销量从620万辆上升至900万辆，增幅达46%，这或许反映出改善性住房以及年轻消费者推动SUV的需求上升。

我们估算2017年汽车销售增速将放缓至5%左右。小排量车的车辆购置税将在2017年上调至7.5%、并在2018年上调至10%。此外，汽车销售会受到房地产市场活动可能放缓的影响。  

将于11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是2017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经济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是关键，不仅指经济增速的稳定，也包括金融体系和社会稳定。  

政府继续推进去过剩和房地产去库存，再加上周期性因素的变化，对2017年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习近平主席近期指出如果实现6.5%增速目标的代价是面临过高风险，则今年GDP增长不必非保6.5%的底线。  

习主席讲话释放出了积极信号，意味着政府将对不同政策目标加以权衡。尽管如此，我们不应仅从字面上来解读这一表态。稳增长本身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也很重要，因而对经济增速低于6.5%的政策容忍空间相对较小。而要实现稳增长目标，以下一些因素至关重要。  

第一，与2016年一样，基础设施投资仍会在稳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投资指铁路、公路和港口投资（“铁公基”）。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的概念已扩展至地铁、城际交通、地下管廊、公用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绿色项目。

基础设施投资以往通常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2017年，PPP融资模式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改委和财政部从2015年上半年起就致力于推动PPP融资模式的发展，目前已确定的PPP项目库中总规模已扩大至15万亿元左右，主要集中于市政开发和交通项目，也涵盖水务、环保、旅游、教育、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领域。然而，PPP的进展相对缓慢，我们估算PPP项目落地的金额至今仅为1.6万亿元左右。绝大多数PPP项目采取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模式。随着PPP模式逐渐成熟，政府也采取措施来保护私人部门投资者的利益，我们预计2017年新增PPP项目执行或将突破2万亿元，相对于2016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约为13万亿元PPP的比重会上升。  

第二，PPI通胀率持续上升可能进一步改善上游和中间行业的盈利能力，进而推动投资回报率好转，带动制造业投资温和反弹。另外，2016年私人部门投资大幅放缓，但在2017年私人部门投资增速可能从低的个位数增长加速上升至高的个位数增长。在过去几个月，制造业投资和私人部门资本均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企稳迹象。

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增长前景取决于加法性的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主要经济任务中的大部分，例如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和去杠杆，会解决经济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并利于长期经济稳健可持续的增长，但短期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为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应推动更多加法性的结构性改革，例如户籍改革、新型城镇化、放开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例如医疗、教育和某些国企垄断行业）以及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除了上述国内因素外，2017年外部环境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从好的一面看，全球经济增速有望上行，通胀开始回归，企业资本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推动经济温和加速。从风险因素看，中美贸易关系可能出现倒退、反对自由贸易的民粹运动盛行以及中国出口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下降（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能源、环保成本高企以及税费负担）可能对中国出口行业带来巨大压力，并导致相关行业的失业问题。

（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