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脖西施”征婚救兄 策划式求助频出网友称爱心超载
26日范丕英的微信截图。本报记者 王依然
“鸭脖西施”范丕英来济征婚救兄已过去了13天。截至5月22日，范丕英已筹得其兄范丕龙第一次手术费用5万元。不过，离还清剩余手术费、所欠住院治疗费及其他外债，仍存在很大的缺口。从“征婚”到“丢钱”再到继续举牌“征婚”，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人们在表达同情的同时，有关策划式求助的质疑和评论也相继而来。
其实，范丕英“征婚救兄”并不是个例，回首近半年，我们的视线中曾出现过“为救女儿扮女装卖卫生巾的父亲”、“最美地瓜妹”、“割腕磕头救子的卖枣父亲”等诸多夺人眼球的求助事例，大都被冠以策划式求助的定性。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策划式求助层出不穷?
范丕英自述：
“征婚实属无奈，不这样谁会关注我们?”
范丕英自曝“2万元救命钱遗失出租车”一事已过去一周，至今钱仍未找到。很多人打电话安慰她，但也有人质疑“丢钱”的真实性，进而对其策划式求助的动机进行质疑。在记者求证以上质疑时，范丕英显得很激动：“我真不明白了，啥是策划啊，我就是想救哥哥，也不是为了别的。”
范丕英表示，2014年父亲病重，耗尽家里积蓄。2015年初，哥哥的病确诊后，十几万的手术费更是让生活雪上加霜，家里一度打算放弃治疗。但范丕英告诉母亲，自己会想办法挣钱筹手术费。“一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也没什么学历和技能，怎么筹钱啊?”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范丕英偶然得知“地瓜妹”的事情，便效仿她在淄博街头卖起了鸭脖，“鸭脖西施”由此而来。范丕英说，在一个月里，她卖鸭脖筹款1万元左右。“我哥住院费第一天就花了8千元，挣的钱一下子就没了。”筹不到钱的范丕英经常在宿舍里以泪洗面，心里萌生征婚的念头，她的室友也劝她：“与其这样，不如穿上婚纱去试试?”于是，范丕英只身来到济南“征婚救兄”。
在过去的13天里，范丕英为哥哥筹得第一笔手术费用5万元，但仍有十几万元的缺口。随着舆论风头的逝去，范丕英再一次陷入困境，刚刚过去的周末，她仅筹得不到800元现金。下一步该怎么办?她说有去青岛的打算。在问及是否后悔时，范丕英表示，“征婚实属无奈，不这样谁会关注我们?”
事件盘点：
都是谁在走不寻常的求助路?
事实上，近年来，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过很多“范丕英”——
●2014年10月，四川男子王海林在街头男扮女装卖卫生巾救女;
●2014年11月28日，“人肉沙包”父亲在北京一地铁站口为儿子筹款;
●2014年12月，济南街头“地瓜妹”为哥哥筹钱治病;
●2015年2月10日，50岁的莱芜村民王心宝“叩头割腕卖枣”救子……
曾有分析指出，以上求助事件的主角大部分都是农民等弱势群体，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他们没有其他方式能筹钱治病。
相应地，在遭受质疑和自我心理煎熬之外，以上的策划式求助者也用真心证实着自己的无奈。记者调查发现，截至目前，种种迹象表明，范丕英“征婚救兄”的初衷是真的。她的哥哥范丕龙在医院红着眼睛对记者说，“不愿耽误妹妹，愿意放弃治疗”，医院护士站电脑里所提示的欠款金额信息也初步证实着兄妹俩的话。
现实追问：
弱势群体为何难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帮助
范丕英告诉记者，2015年初，当哥哥病情确诊后，曾和亲戚一同咨询过淄博红十字会等部门。而对方答复称，只有户籍在本地，满足大病条件的才能申请。鉴于范丕英一家户籍所在地是泰安新泰，其哥哥的病情构不成大病条件，且疾病救助金额有限，因此她放弃了向红十字会求助的想法。
而泰安市新泰红十字会一位郭姓负责人向记者解释，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只有由癌症、白血病、重大创伤致残、先天性脑瘫及高位截瘫等5类疾病所引起家庭困难，红十字会可以根据其情况安排帮扶。而范丕龙的病情属于结核类疾病，并不在救助范围内。像范家的情况属于特困，可以求助民政相关部门。
根据济南红十字会官网上公布的《2015年捐赠资金使用情况公示》，截至4月22日，共有60笔捐款项目，受助理由有大病救助、春天行动(爱心助学项目)、特困家庭、特困捐献者家属及尿毒症患者。
济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透露，虽然红会大部分业务是属地化管理，但如经媒体报道后，发现需要救助的人或事件，经相关部门进行研究讨论，通过后也会给予相应救助。曾轰动一时的“地瓜妹”就获得过济南红十字会的救助。
以上种种，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策划式求助的兴起。
对此，有评论表示，“策划式求助的心理是，求助者认为只有被报道关注后，自己的问题才会解决。这是中国社会中弱者的智慧。如果救助体制完善、相应机制健全，这些救助者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帮助的话，谁还用这种方式呢? ”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芹表示，“征婚救兄”的事情，虽然反映了这样一类家庭的艰辛，但究其根源还是折射出我国目前在大病医疗制度上存在缺陷。如何解决老百姓家庭大病医疗救助，除了医保外，国家是否能按照疾病分等级，建立相应的专项救助基金，通过政府或者社会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记者手记
面对策划式求助，我们能做什么?
“鸭脖西施”征婚救兄事件发酵至今，对其最密集的质疑发生在“2万元救命钱不慎丢落出租车”的变故之后——“带着这么多钱为何不直接去医院”、“怎么能记不清楚下车地点”……甚至有人认为，时机过于巧妙，这会不会是她精心编织的谎言呢?这是不是一起无底线的炒作?
可能是因为伤心过度，在面对派出所民警及市客管办等部门工作人员询问时，范丕英的叙述显得颇有些混乱、缺乏头绪。工作人员坦言，能采用的有价值信息几乎为零，这让搜寻工作停滞不前。
在采访过程中，经常就一个个细节和舆论的质疑点，反复向范丕英沟通求证。不得不承认，至今，我心中也存有诸多疑惑待解。
可能是这种事情见多了，所以面对范丕英的种种行为，人们很容易产生质疑。我倒认为，炒作也罢、策划也罢，最应该直面基本问题——范家面临的现实困境，倘若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范家不会因病致贫，想必今天的种种就都不会看到吧。
所以，每次从医院出来、从范丕英歇脚的小旅馆出来，我不禁会想，面对这个女孩和他患病的哥哥，这个社会、每个关心此事的普通人，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家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之前，未来形形色色的“范丕英”或将继续出现，而“审美疲劳”、“累觉不爱”会不会成为我们继续保持冷漠的借口呢?范丕英事件之后，留给我们的反思显然已经超过了质疑……
截稿之时，范丕英打电话告诉我，她的哥哥范丕龙已于26日12：30做完第一个手术。“医生说哥哥特别坚强，各方面指数都很正常，特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