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听听百姓有什么呼声？

　　核心阅读：又到一年全国两会召开时。每年3月，会场内是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共商国是的平台;会场外则有着群众心系国家发展、关心切身利益的期盼。2017年，面对国家的前进，普通百姓又对哪些民生领域有所关注和期待呢?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本刊记者通过采访、整理、收集等方式，了解到了来自养老、就业、农业、环境等方面的民意民声，希望百姓们的期盼能早日实现，我们的未来更美好。

　　 期待惠农政策不再打折扣

　　不久前，国家下发了第14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我作为一个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心里很高兴。可仍有一丝担心，不知道好政策是不是到了地方会再次打折扣?

　　我家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海阳镇小苇芝港村。海港区是一个离海比较近的市辖区，除了北部是一些小丘陵外，中部、南部都是肥沃的平原，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很适合种植各类粮食作物和水果。但是村子里的农民已经形成了惯性，一茬麦子一茬玉米，几十年没变过，收入自然也不高。其实，早在2003年，地方政府就开始提倡产业调整。那时候政府免费为农民提供果树苗，农民自然高兴，不少人家改种果树了。但可惜的是，政府没有“送佛送到西”，给了苗木却没有提供后续的技术支持，结果很多农户的果树长势都不行，结不了多少果子，赔本赚吆喝。

　　近几年，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鼓励土地流转，搞规模化经营，让不少人看到了“土里生金”的希望。我通过承包工程挣了点钱，也转而搞起了农业。2013年，我流转了50亩土地，在小苇芝港村登记注册了家庭农场。第二年又与其他几个合伙人注册了农业合作社，流转土地100多亩。我通过近两年的考察，了解到这些年樱桃的市场行情很不错，所以在2015年开始试种樱桃，2016年开始大规模推广樱桃和桃子。

　　农业是个投入大、风险高、回报慢的产业，我是有所准备的，可我没想到“上了船”以后会遭遇这么多的“风浪”。就拿资金来说吧，虽然我兜里有点钱，可100多亩地光租金一年就是十几万元，购买苗木、水、电、肥料等，加上日常再雇些人干活，仅靠个人很难长期支撑下去。想去申请惠农贷款，可一跑才知道，种植面积不到200亩的，银行要么不给贷，要么给个三五万元就打发了。我一个农民既没有“关系”，种植面积也不够，在果树成熟的这2-4年里，只能靠自己筹措资金苦撑着，如今已经投进去100多万元了。

　　再说这技术问题。开始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派技术人员指导一下。可是当地这方面人才真的不多，或者他们提供的技术不是我所需要的。我只能自己摸索，所以走了不少弯路、交学费是免不了的。如今想走农业致富路的人很多，希望政府能切实重视农业技术指导。另外，国家现在鼓励地方建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农业技术推广联盟，支持农技推广人员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找专业的科研单位和技术人员。

　　新的一年里，希望国家的惠农政策能原原本本地落地，让真正想干农业的带头人，特别是有文化的年轻人受益，他们有了干劲儿，尝到了甜头，就能带动更多的农民受益。在技术推广上，政府要主导，这样农业产业就大有希望了。

　　 “我们小区什么时候才能有‘养老驿站’?”

　　最近，在北京市翠微路的一个社区的居民活动中心里，正在举办一个由社区居民自己策划、制作、布展的“居家养老知识科普展”。展览介绍了居家养老的优势、老人在家生活的注意事项，以及居家养老的政策。每天，都有不少到活动室活动的居民，特别是社区的老年人，驻足于这个展览前，不时地评论和咨询。

　　展览的主要策划者王真，也是一位年近的古稀老人。她在国外从事医疗工作多年，不仅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了解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以及在医疗方面的需求。“我们之所以要办这个科普展，一方面是想让老年人平时在生活中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助这种形式，推动我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开展。”

　　王真告诉记者，白天到社区“养老驿站”接受照料，傍晚再回家，这种居家养老模式近年来已经在北京的不少社区得到推广，而且颇受老年人的欢迎。她所在的这个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近3成，可是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里的居家养老服务一直比较滞后。几年前，在社区居民和一些热心志愿者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建起了“老年餐桌”。现在“老年餐桌”很受居民的欢迎，但也一直存在场地拥挤、资金困难、人手不足等问题。“这几年，眼看着别的社区都陆续有了‘养老驿站’，可我们这个老龄化如此严重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却很不完善。”

　　据居民介绍，北京市的一家养老服务公司曾有意帮助该小区建立“养老驿站”，但由于场地产权等问题，腾退、协调迟迟得不到落实。“目前，无论是老旧社区还是新建高档小区，由于并没有事先规划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因此不太可能在一个成熟的小区里协调到很大的场地，一般只能通过购买、租赁、调配、插建、企业共建、开发商配建等多种方式保障居家养老服务的用房。”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也使得场地问题往往成为居民们在“在家门口养老”的最大障碍。

　　“其实以我们小区的情况来看，场地还是可以调配出来的，就是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创新管理平台，让国家的政策能尽快落地。”居民杨女士说，早日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不仅是这个老龄化小区居民们的期望，也是落实国家居家养老政策的具体体现。(本报记者 奚冬琪)

　　 担起养老重任，民企还需更多政策扶持

　　再有一个月，设立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爱暮家老年养护中心里的“门头沟医院区域医疗中心”就将正式启用。这家区域医疗中心设有门诊部、老年病区和康复中心，将为居住在养护中心的老人提供健康管理、康复治疗以及专家医疗服务，并辐射附近有居家养老医疗需求的老人。

　　这几天，养护中心总裁姚雪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为区域医疗中心的启用做最后的冲刺准备。“目前试营业期间，养护中心已经入住了50多位老人，等医疗中心正式启用后，估计400张床位将很快满员。”对于养护中心的前景，姚雪很有信心。

　　作为北京市“医养结合”的试点单位，爱暮家在医疗与养老的有机结合方面走在了前列。但作为一家民营养老机构的“掌门人”，姚雪却感到压力不小。“如果400张床位住满，我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一定要保证养老护理员的数量和质量。”姚雪介绍，养老护理员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经常要24小时待命，工作非常辛苦。而且护理员经常要面对老人的疾病甚至死亡，因此很容易产生“负能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少有本地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而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护理员来说，除了每天要承受高强度的工作之外，还要为自己将来的退休养老做打算。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要想享受北京的退休、医疗等社会保障条件不容易，因此往往干一阵就走了，人才流失严重。“养老护理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如果政府能适当出台一些政策，解决这些人在城市的养老、医疗问题，那么也就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将更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除了急需留住养老护理人才，姚雪还谈到了很多从事养老产业的民营企业都遇到的相同问题——资金不足。“养老产业属于轻资产行业，这本身就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加之国家又没有专门针对养老行业的贷款优惠政策，就导致民营养老企业更加筹资困难。”姚雪说，希望今后国家能在贷款方面给予民营养老企业更多的支持，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把养老产业做大、做好。(本报记者 奚冬琪)

　　 真想再见家乡“碧波荡漾”

　　我的家乡在苏北盐城郭猛镇民强村。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农村的环境，更是可以用“巨变”来形容——道路干净整洁，没有任何乱堆乱放的现象;垃圾实现了日产日清，农民的房前屋后没有了私搭乱建现象;特别是大大小小的河道，基本都得到了整治。这些成效的取得要归功于当地实施了严格的“五位一体”长效管理机制，将所有农村环境管理保护工作责任到人，不间断地跟踪督查。

　　但让我感到遗憾和惊诧的是，家乡的河道虽然经过了治理，但村民们依然不敢使用河水，甚至在河水中洗手都不愿意。要知道，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代，乡村的每一条小河，都曾留下我和小伙伴或是游泳、或是钓鱼、或是踩挖河蚌的痕迹。

　　通过与村民的交谈得知，大家之所以不敢使用河水，主要还是因为农业养殖污染。现在苏北农村可种的土地少得可怜，农药、化肥和禽类养殖场的污染已经不是主流，鱼塘、螃蟹养殖场的大面积污染，才是河道污染的主要原因。

　　以我家乡的村子为例，围绕村庄有近千亩螃蟹养殖场，每年春季螃蟹养殖户都要进行一次春季消毒，从河中抽取清水，用大量生石灰和专用消毒水，杀死池塘里所有的生物。而这些消毒后的污水，全部会被养殖户直接排放到河道里。这些污水不仅会将所有河道污染，河中的野生鱼虾也会大面积死亡。今年正月初六，我和众多村民就亲眼目睹了家乡多数河道，都有大量野生鱼虾被消毒水毒死的情形。看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死鱼、死虾，我和村民们都感到无比心疼。村民们告诉我，为让蟹塘全面休息，螃蟹养殖户们还会在秋冬时节，进行一次清塘，将所有塘中废水直排进河道。现在河里的水一点都不敢用了。

　　在我看来：虽然目前家乡的河道治理工作有了成效，但要想彻底杜绝污染，却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想办法治理当地用良田养鱼、养蟹的问题，河道污染治理也只能算是治标不治本。“乡愁”中曾经的小桥流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心旷神怡，永远只是一种期待。

　　希望政府、社会各方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更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忽视农村环境污染的深度整治，不能忽视农村土壤与水源的修复与保护。

　　真心盼望着，有一天，能再见到家乡河道碧波荡漾的样子。

　　(甘肃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 萧学禹)

　　 退休残疾人再就业期待政策扶持

　　这几天，53岁的刘晓云正焦急地等待着工商局的批复。等批复下来，她的企业就能拥有名称，正式开业了。

　　30年前，一场工伤事故造成了刘晓云左腿残疾，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2008年6月，刘晓云第一次来到了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残联劳动就业服务所的“希联圆梦”工艺品制作工作室，成为了一名编织“手艺人”，并凭借自己出色的编织技艺，担任了编织组的组长。

　　“刚开始做编织那会儿，我每个月能拿到1200元—2000元的工资，虽然也不算多，但树立了我的信心，也让我相信自己还能为家里贡献点力量，而不是成为家庭的拖累。”刘晓云说，编织组的成员大都是中、重度残疾，“希联圆梦”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更让大家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2016年底，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希联圆梦”将被分离出西城残联，面临解散。对于长久以来的“家”，很多在这里工作的残疾人都十分不舍，甚至害怕“希联圆梦”解散后，自己再也找不到归属感。于是，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以及在西城区政府和残联的帮助下，“希联圆梦”计划以“民营非企业”的形式重新出发，并由刘晓云担任法人。就这样，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晓云成为了当前“创新创业”大潮中一名特别的“残疾人创业者”。

　　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但对于刘晓云来说，目前最让她苦恼的，就是国家对于50岁以上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的缺失。“现在留下来的15名员工年龄都在50—55岁之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达到50岁退休年龄的残疾人可以领取退休工资，但之前有关的就业优惠政策就不能再享受了。”刘晓云说，中、重度残疾人因为身体原因大都没有像样的工作，每月能领到的退休金也就在1500元左右。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很强烈的再就业意愿，也能够承担类似编织、刺绣之类的工作。

　　“希望国家的残疾人就业优惠政策能够往就业年龄之外再延伸些，或者设置一些缓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刀切’。这样就能让更多的残疾人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不仅解决了他们经济上的拮据，也能让他们更有获得感。”在刘晓云看来，自己作为一位53岁的残疾人还能创业，为什么就不能让更多的残疾朋友来分享劳动的快乐呢?(本报记者 奚冬琪)

　　 “道德扶贫”不可缺

　　春节期间，我回乡探亲时碰到这样一件事情。弓大爷今年已经78岁了，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可还得照顾躺在床上的74岁老伴儿。尽管他家已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和村里依照扶贫政策给以一定的关照，可在春节后老伴病情突然加重需要治疗，老人便找到包村干部，要求给以救助。包村干部在上门了解情况后发现，老人育有4个子女，均已成家立业，虽然谈不上家境多么富裕，可也都能过得去。因为近几年国家对老年人的救助有所增加，再加上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对困难户救助力度加大，因此4个儿女在得知老人有了低保之后，均不愿给付老人赡养费用，老两口碰到特殊情况急需用钱时，只好找村干部或包村干部解决。

　　后来，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把老人的子女招集在一起，不但给他们讲道德、讲孝心，还给他们讲乡情、讲法律，让他们真正懂得做儿女应尽的义务。最后，老人和子女达成协议，每家每年支付父母生活费500元。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类似的情况在农村并不少见。儿女不想付给老人赡养费，不想与老人住一起，其实就是为了把本该自己承担的义务转嫁给政府来买单。这一扶贫中出现的新问题，说简单一点是道德问题，说严肃一点是法律问题。另外，有一些做父母的在精准扶贫中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宁可让政府多救助一些，也不向儿女们张嘴伸手，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精准扶贫”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因此扶贫时也应该把“道德扶贫”列入考核范围内。要转变贫困户子女的思想，就要把唤醒他们的孝心列入扶贫工作的重点，不但要让他们在经济上接济父母，更要在精神层面关照父母。精准扶贫要扶钱、扶智、扶志，更要扶德。只有注重扶德，才能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推动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曹申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