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乡村教育成功案例:只追求分数会制造失败者

04.05.2015  16:42

    乡村教育发现

  让乡村学校朴素而体面地活着   编者按   4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审议通过,让很多人高呼,乡村教育的春天真的来了。乡村学校日益萧条是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除了顶层设计的各项战略举措之外,还需要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符合乡村学校实际的有效措施。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赴四川、甘肃、福建等地,探访了一些因为地方政策措施得力而生机勃勃的乡村学校。这些学校所呈现的面貌以及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不仅让我们看到乡村学校能够办好,可以做到美丽且富有活力;而且让我们看到教育对于乡村的价值所在,不仅仅是考大学进城这一个功能。   本版将连续刊发记者深入山区、农村采访发回的报道,希望这些学校的办学探索能给更多地方、更多学校以启发。   希望从这个春天开始,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焕发生机。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在农村学校,如果再用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来激励学生拼高考,已经不灵了   乡村学校要留住老师,必须改善学校条件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这所有72名学生、21位教师、9个年级的学校,不同于印象中的某些乡村学校,它毫无破败的迹象,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就在中央深化改革小组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当天,记者在下午4点多钟来到这所被群山环绕的学校,见到一群10岁左右的孩子正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下棋、刺绣、练书法,或者把卫生纸蘸水做成纸浆、染上各种颜色画画。这是他们每天一小时的社团活动时间。   52岁的廖由荣在这里已做了7年校长,“我们没有自卑感,只有责任感。”他翘着腿坐在一条学生的板凳上说,“小学校要做精致的教育,想办法让学生成长得更丰满”。他身后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纸,显示着谁是上周的文明之星、智慧之星和进步之星,表明分数不是他们唯一的追求。   这里是四川阆中市(县级市)云台中心学校,它践行的是该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下称市教育局)力推的理念:做朴素而幸福的教育。在这里,不需要“跑局钱进”,根据阆中市的政策:300人以下规模的学校按300人拨付公用经费,只有72名学生的廖校长每年有20万元可以自主支配。   师生的学习生活条件逐步得以改善:譬如阆中市及时落实中央政策,给每位农村教师每月补助400~600元;新建或维修师生宿舍、引进天然气取代煤球、把旱厕全部改成水厕,等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云台中心学校,朴素而体面地活着,是阆中市乡村学校这些年来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每所农村学校都应有块种植基地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远离他们曾经安身立命的土地后,阆中的学校却领着孩子们走了进去。   4年前,成都武侯实验学校校长李镇西在参观了阆中的几所学校后,写文章称赞“在这里看到了真教育,是真正的平民教育”,阆中的学校让他想到了“当年陶行知所倡导的劳动教育,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校园里开辟的苗圃和麦地”。   大约10年前,市教育局局长汤勇站在天宫中心学校古色古香的门口,看着眼前一片撂荒的土地,对校长说:能不能与农民联系,租用他们的土地来种菜? “乡村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们对农村的感情。”他说。   此后,天宫中心学校的学生多了一个课堂:近50亩菜地。学校还养了十几头猪,有蘑菇房、豆芽房和小鱼塘,食堂可以从中获得放心的新鲜食材,还能为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午餐。师生们把养猪种菜的心得总结成“三字经”,打着快板传唱;把播种、挖地、锄草、擦汗等动作编成“劳动操”。   市教育局把农村学校的校长们请到天宫中心学校,召开现场会,提出要求:有条件的学校都要建劳动基地。他们租用了150多亩土地,其中大部分已被农民荒弃,长满杂草,所以租金不高,10亩地一年不到2000元。有一些菜地纯属人工造田,譬如把废弃学校的操场改造成菜地,或者利用废旧花盆、塑料储物筐种菜。彭城中心学校把修操场挖出的土,堆在教学楼边上的一块荒地上,就有了3亩菜地。   目前,这样的种植养殖基地在阆中市的学校共有34个,它们成了学校最受师生欢迎的场所之一。天宫中心学校八年级的梁滢同学在作文中写道:“我们每周都会充满期待地等待星期二的第七节课,因为我们就可以去做‘农民’,轮流在自家的‘开心农场’里上一堂动手又动脑的课。那是我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   有基地撑腰,劳技课扬眉吐气。57岁的冯明华是盘马中心学校的劳技教师,工作36年了,他咧嘴笑着说:“如果没有那块菜地,我的地位就下降了,劳动课不好上。”菜地位于学校的运动场和一条清澈的小河之间,大约10亩,许多农民的孩子是在这里首先认识蚕豆苗的,他们还喜欢把从菜叶上捉到的虫子放进玻璃瓶里。一些村民也慕名前来,向老师们讨教大棚种植、黄瓜吊藤、滴灌使用等技术。   未来某一天,阆中的师生们用过的农具有可能在一个名叫“天宫中心学校农耕文化教育体验园”的地方出现。那是一栋回字形的简易建筑,占地约10亩,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里面的96个房间分别陈列着全市96所学校的师生搜罗来的1.6万多件“文物”,包括水车、犁头、蓑衣、油灯、轿子、织布机、粮票等,浓缩了当地乡村社会上百年来的变迁。   体验园的创意出自汤勇,他认为,在农耕文明日益衰落的时代,留住农耕智慧、农耕文化和农耕情怀,既是教育的阵地和责任,也是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记者到访的那一天,看到工人们正在安装印刻在木板上的楹联,其中一副由河溪中学刁胜智老师撰写:“一块腊肉半杯烧酒浅斟慢饮邀北斗;万顷良田千秋老业精耕细作卧南山。”另一副出自木兰乡中心学校陈永灵老师之手:“欲知巴蜀男耕女织农家事,且看天宫春种秋收稼穑园。”   乡村教育只追求分数,会制造许多失败者   避免学生辍学的一大法宝就是“把音体美活动作为重点”   许多地方的农村学校一味要求孩子们埋头苦读,校园活动乏善可陈,表面上看是被资源所限,实际是为落后的教育观念所禁锢。乡村教育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提高学生分数,而是要考虑如何提升学校的吸引力,帮助学生们从糟糕的成绩体验之外获得信心与快乐。阆中的农村学校,眼里盯的不再只是分数,而要追求快乐、幸福的学习生活。   “像我们柏垭中学这类地处农村的高中学校,如果再沿用以前的老办法,用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来激励学生们拼高考,已经不灵了。”柏垭中学校长戚绍勇说。   随着高中布局调整及农村中学招生计划缩减,这所乡镇中学昔日的高考辉煌已不再,从初中升入这所学校,意味着大部分学生与高校无缘——去年,180多名毕业生,只有10人考上三本以上的学校。阆中市共有8所类似的农村中学,每年毕业生有1000多人,市教育局估算,有望考上三本以上的学生最多110人。“农村中学生源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如果学校只为了这100多人而努力,却忽视大多数学生,那就走偏了。”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平说,他曾是柏垭中学校长。   2015年1月4日,市教育局在柏垭中学召开全市推进教育内涵发展的会议,提出不再给各高中学校下达高考指标,而是重点从教育质量、校园文化、书香校园、课堂改革、课程研发、社团活动6个方面来评价学校办学,其中高考成绩在农村中学只占20%的权重。   汤勇在讲话中直言批评当下教育:“以争第一制造了多少教育的失败者,以反复考练泯灭了多少学生的创造力,以分数至上压抑了多少学生的个性发展,以片面追求升学率让多少教师、校长苦不堪言。”   柏垭中学向同行们展示了学校的20多个社团。一名摔断过门牙的女生,因怕遭耻笑,曾不敢与人说话,但想挑战自己,报名参加了“导游社”。学校食堂有一个舞台,每天午饭时,会有10分钟左右的节目表演,由各班轮流组织。一名高三男生在那里展示了他的魔术水平,一举成名,他的身影后来多次出现在当地的婚宴和舞台上。导游社的那名女生也与同学们在这个舞台上,跳过两次舞。她笑着对记者说:“我敢和您说话,是以前不敢想的。”   让每个孩子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活动,每天活动一小时,是市教育局对全市学校的要求,最终成了一种“标配”。有的校长曾以师资不足为由搪塞推诿,被汤勇黑着脸训了一顿。“要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有趣,能够找到伙伴、自信和尊严。”汤勇说,“如果只为了分数,教育会制造很多失败者。”   张平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老师上的课,而是活动”。他说:“那时候得知学校要组织活动,会兴奋得3天都睡不着。”但很多人成为校长后,很难再想起自己做学生时的感受。   缺少专业对口的老师是乡村学校要长期面对的困难。尽管这10年来,阆中市教育局向农村补充了2000多名大学毕业生,几乎占到了全市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每一个老师还得身兼数职。“要等到有对口的专业教师才搞社团活动,那是不可能的。”汤勇说,没有条件也要上。正如市教育局在一份材料中总结的:辅导老师不专业没关系,师生一起学;设备不理想没关系,有课程有师生就有快乐;没有固定功能室也没关系,食堂、教室也能一室多用。”   思依镇小学是记者在当地见过的规模最大的农村学校,有1100多名学生,20多个社团。这所学校鼓励老师们外出学习“特长”,但要学会才能报销费用。它重视开展科技活动,要求每位老师每年都要交一件科技作品。科学教师的带头人名叫何华清,49岁,原来是教数学的。他利用网络和外出培训的机会学习,领着娃娃们就地取材,利用饮料瓶、酸奶盒、吸管等搞发明创造,4年来,在大大小小的科技创新大赛中拿到了50多个奖项,一名五年级学生设计的“鱼鳞清除器”还获得了省科技创新大赛的三等奖。   这所学校每年有持续一周的科技节,朴素好玩,比如:扔纸飞机比赛、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扑克牌搭高架、“鸡蛋撞地球”——看谁能从二楼以上抛下生鸡蛋,不但不碎,而且能做到包装轻巧、设计美观、精准落地。   王兴强老师早年在村小工作时,避免学生辍学的一大法宝就是“把音体美活动作为重点”。他说,孩子和家长在乎升学,但也在乎快乐学习。他后来在河楼乡中心学校任音乐教师,自学过二胡、电子琴、架子鼓等乐器,“学生想学什么,他就教什么”。跟着他学习的孩子,“统考科目都能达到中上成绩,还有不少人走上了专业的音乐道路”。阆中市这些年来的高考成绩,也一直名列南充市前茅。   这些社团活动并不“高大上”,但学生们很喜欢。记者遇到了两位从广东东莞市、中山市转学回来的孩子,一个是天宫中心学校六年级的赵晓雪,另一个是小垭中心学校七年级的邓越芳,她们都毫不掩饰对农村学校的喜爱,用小邓同学的话说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好”。她们讨厌过去在城里那种“基本就是天天学习,除了做课间操,没有别的活动”的生活。   赵晓雪在东莞时曾迷上了网络游戏。现在,她学会了用纸杯做椅子、用纸做玫瑰花、用黄豆和毛线做鸭子,正在学习书法和播音主持。“我在学校天天笑嘻嘻的。”她说自己已经成功打消了父母让她去南充市区读书的想法。   用体面的生活环境留住乡村教师   “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   阆中的乡村学校大都依山而建,地形狭长而起伏。在经过若干年的撤点并校之后,形成了以九年一贯制的中心学校为主体的格局,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在400人上下。记者走访了30多所学校,它们有相似之处,但又会让来访者耳目一新,其中有许多教育局要求的“标配”,比如用学生们的彩色大头照拼成的“笑脸墙”,师生共同绘画而成的“门文化”,一栋保留下来的、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瓦白墙的单层建筑,以及随处可见的书架。   把图书从图书室“请”出来,走到学生身边,也是汤勇的意见。在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眼里,汤勇是一位不多见的有着书卷气的教育局局长。   汤勇觉得许多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师生们不读书。在汤勇的倡议下,开放式书架在走廊上、操场边、餐厅里、树荫下立了起来。彭城中心学校把一片大约300平方米的荒地改造成了花园式的读书角;垭口乡中心学校以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中心,设立了圆形的读书园;河楼乡中心学校把教学楼一个露天的平台变成了透明的阳光书屋——书籍在这些学校几乎处处唾手可得,课间休息,学生也会拿起书来看一看。   也有校长害怕丢书,最初想应付,只等检查的时候才把书挪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平时空荡荡的书架上,被汤勇批评“不讲良心”。实际上,书很少丢,一位校长说,“即便丢了,也不追究,只要学生拿去读,我觉得这不算偷”。   与书香校园相匹配的,是朴素而清爽的环境。汤勇认为做教育就是做文化,他要求师生们自己动手美化校园,他们的雕刻、绘画、书法、剪纸等作品是最好的装饰品。一些学校还有植物墙,挂着一排排雪碧瓶子,里面是学生们种的芹菜、杜鹃等植物。彭城中心学校曾经花了一万多元请广告公司做喷绘,被全市通报批评。   和阆中市区的一些学校比起来,乡下的学校更有韵味,更适合在其中闲庭信步。这不仅在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还因为保留了乡村建筑特有的味道。   汤勇反对大拆大建,一批曾被列为危房的单层瓦房,避免了遭拆迁的命运,经加固、维修之后,以青瓦白墙示人,有的依然作为教室、有的成为师生宿舍、有的变成了“雅间”似的食堂。   头发灰白的李晓校长48岁,在乡村已工作20多年,目睹了许多教师的来来去去。“要留住他们,必须改善学校条件。”他说。   李晓担任校长的金城乡中心学校距离市区约47公里,地处两县交界处。近3年来,阆中市累计投入改造资金3413万元,59所薄弱学校受益,这是其中一所。   学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师生们开山辟地、烧砖烧瓦,没花政府的钱建起来的。2009年,从乐山师范学院毕业的郭武国以特岗教师的身份来到金城乡时,学校杂草丛生,遇下雨天得踩着石头、纸板才好走路,寝室因为常年漏雨,墙壁上长了青苔。郭武国曾产生过尽快离开的想法,但后来随着学校旧貌换新颜而打消了。   郭武国如今住的是重新做了防水防潮处理后的房子,不用再闻刺鼻的旱厕味儿。学校开辟了以梅兰竹菊命名的4个小园子,里面种植了乡政府赠送的树苗和花卉。“兰亭园”尤其惹人注目,有鱼池,可以垂钓,还有亭台——由原先两间堆放杂物的瓦房改造而成,内置沙发、电视和图书,校长还打算买一台咖啡机,在亭子旁边装上健身器材。   阆中市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住上了周转房,近年来,教育局为31所农村学校建成教师周转房36269平方米,共875套。搬进35平方米左右、配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后,“老师们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不少乡村教师在城里买了房子,但自从住进新房后,一些人都不愿意周末折腾回城了。   周转房里,有教育局免费统一配备的“四件套”:书桌、椅子、书柜和床。去年年初,汤勇走进构溪小学一位58岁的老教师房间,看到他把课桌当书桌,睡的是简易木板床,很心酸。“这是我的失职。”他后来对记者说,“老师们在用心做教育,我们没有做好保障。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他通过多方努力,争取到500多万元,给76所农村学校配置了2400多套“四件套”。   2013年,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等机构主办的“美丽乡村教育”评选中,阆中市教育局是获得优秀奖的四个教育局之一。此前,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先生来到阆中,在考察了十几所乡村学校后,他题赠阆中教育四个字“妙不可言”。当时杨老师也有疑惑,问汤勇:把学校建得这么好,你们是不是很有钱?   汤勇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很有钱,而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尽可能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譬如,近4年建了76所乡村幼儿园,其中70所都设在中心学校里,通过资源整合,利用和改造原有的建筑,只投入了2000多万元,要比全部新建同样规模的幼儿园少1亿多元。小垭中心学校用防护网替代围墙,每米的成本仅16元,一共花了2000多元,若建同样长度的围墙需要10万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