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坚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都纳入法治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乡村社会事务。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均具有建设性作用。因此，以法治保障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之举。为此，笔者认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关键作用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排头兵”和“领路羊”，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最有力、最迅速、最彻底的重要力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组织优势、感情优势，努力把基层党组织的巨大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基层党组织要紧紧围绕法治建设，抓紧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法治建设的突出问题。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员干部要牢牢坚持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切实认识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法治精神贯穿于自身的底线思维。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要坚持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真正做好建设“法治乡村”的“带头人”。

　　健全乡村社会法治工作机制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要与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相结合，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水平。积极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综合作用，坚持做到“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救济”，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坚持以法治建设为基石，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积极推广“党政动手、依靠

　　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模式，构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调解”体系。加强乡村社会法治文化建设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指引行动前进的方向。仅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是不够的，只有人民群众真正信仰法治，法律法规才能被真正地贯彻落实。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要坚决摒弃人治观念，积极运用新媒体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树立先进法治人物，尊重法律权威，蕴育良好的法治环境。培育乡村社会法治思维，健全乡村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将法治宣传教育通过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遵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完善乡村社会组织建设体系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要求基层政府应为社会主体提供自治空间，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加强社会组织立法，明确社会组织性质、地位、功能、作用、结构和权责等，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层面和行政层面的合法性。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管理立法的框架和路径，以良法促善治，最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另外，在防止“一刀切”地搞政社分开时，要积极改变当前政府以管控为主的行为逻辑，降低社会组织日常运行成本，推动社会组织逐步实现“法人自治、规范运作、公平竞争”，以内部结构的细化优化来弥补外部管控减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无主之地”。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必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紧密结合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突出问题，以法治建设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坚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依法治国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将为推动平安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石，也将为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