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创作献良策 为艺术建诤言——山东书画界老艺术家代表谈艺术创作
为重温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5月6日，由山东省文化厅和中国文化报驻山东记者站主办，山东画院、山东大厦美术馆承办的“文化艺术的春天”—山东书画界老艺术家代表座谈会在济南举行。座谈会特邀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主持。
文化艺术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何谓艺术创作的正道与规律?当前环境下，应如何引领艺术教育与创作风气?针对这些问题，老艺术家单应桂、郭志光、丁宁原、谭英林、张宝珠结合自身经历及艺术感悟畅谈论道、寻根把脉，为创作献良策，为艺术建诤言。
议题：日前，党中央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请各位结合自身经历，谈谈美术创作与生活的关系。
郭志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几十年的创作经历与体验，让我深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艺术创作的本源。
其实，这个道理在我于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读书时就深有体悟。大二那年，学校曾安排我们花鸟科到诸暨山口大队写生，那里是偏远山区，条件艰苦，许多同学认为无物可画。又因大家先前想到杭州西山公园画牡丹的设想未能如愿，我们闹起了情绪。系党支部书记刘苇得知情况后，寄来了一封亲笔信，她以潘天寿院长的巨幅创作为例说：画面中的水溪、山石、青蛙、野花，可能就在你们脚下，就看你有没有对创作题材的感悟和对艺术境界的追求。
我刚从浙江调回山东时，到单位报完到，放下行李就去了菏泽赵楼公社，连续10年，年年到菏泽画牡丹;因为家住千佛山脚下，一有机会我就上山写生，不仅捕捉到满眼山景，就连山上的野猫也“入画”了;趁到加拿大探望女儿，我还特意到山溪、冰川和森林中观察鲑鱼和雄鹰。
如果我单纯为追求前辈们的墨迹，那仅是传承的一部分，富有个人艺术追求的创作还要从生活中得来。任何大胸襟、大气魄都离不开于生活中的细微发现，手高眼更高才能发挥出正能量。
可能也有人觉得，花鸟画与时代、与人民的关系远了些。其实不然。花鸟画最强调感于自然、宣于内心，当它作为艺术创作对象时，就超越了原本的内涵，而成为自然生物的物理物性与人的精神追求的对应，从中反映出创作者对社会生活及时代精神的感悟，折射出其对生命的一种认识、一种态度。
当创作者与外物融为一体，其生活、阅历、境界自然而然地于创作中呈现，其作品也必然成为社会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于精神上为人民服务。
丁宁原：就我个人而言，深入生活的经历让我体验丰厚。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与许多画家一样，都赶上了“出题目做文章”的命题创作阶段。1960年，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联组织山东艺专部分师生到黄河工地体验生活，推出“腰斩黄河画展”，我们集体创作的《举世奇创》被誉为中国画表现现实的优秀作品。
当时的生产建设是“大跃进”的产物，违背自然规律。但在那种环境下，劳动者所迸发出的激情让我感动。后来，我又画过形形色色的工人、农民，无不因为他们身上或朴素，或内敛，或热烈的情感激发了我的创作之思，这就是从生活中得来的艺术规律。任何情境下，艺术创作都不能忘了追问本源与人性，它能让创作者摆脱一些政治化、功利化的误区，从而内心澄澈、专心致志。这就是生活给予我的启示。
议题：当下，不少美术创作背离规律、远离生活，与大众相去甚远。作为美术工作者，我们应如何看待美术创作的独特属性?
单应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有总结规律的重要意义。讲话从大处把握方向，而我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一个人物画家，对艺术规律，有几点思考和体验。
首先，要有积淀，对笔下的人物有认知。记得有一次画人物时，我画了张李清照的草图让叶浅予先生指导。先生看过之后问我：你对李清照了解多少?李清照的生活境遇与经历你是否清楚?宋代女子的服饰你有无研究?叶先生的一番“盘问”让我明白，人物画并非空洞的、概念的，即便画古代人物，也要有“生活”。画李清照这样的历史题材，必须对她的词作、她的经历乃至她生活的周遭环境都有足够认识。叶先生还提示我，现实中处处有素材，与其从遥远的古代寻找灵感，倒不如从火热的实际中挖掘人物。
其次，画家要有突破思维，但不能忽略画种的特点。“文革”后期，我曾接到一个任务——画样板戏中的“红嫂”。因为戏中的红嫂程式化强，创作中有些难以逾越的问题，我就想画现实中的红嫂。可在当时，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与《沙家浜》的连环画已问世并受热捧，上级打算把“红嫂”戏剧人物画也打造成一个系列。我为如何突破犯了难，后来从形式上入手，我做了一套木刻版画，共10张，并入选了全国美展。
但当我请教艺术理论家王朝闻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做成版画是为了入选吗?我答道：因为难出新，只能从形式上寻求突破。后来，先生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说道：绘画有自己的语言和表达对象，画舞蹈、画戏剧与你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有所差异，你寻找突破的思维是对的，但不能为了出新而用一种艺术语言图解另一种艺术语言，忽略了自己的创作方向。这则事例，让我对艺术规律的认识更加清晰了。
再次，作为画家，还要坚定自己的选择。受“85美术新潮”影响，上世纪末，一批美术创作在思想、风格、形式上有颇多“新奇”之举，有些人说我画得老了，应该变形。这时，古元先生为我解惑说，“美”不光在于新奇，还在于朴拙、在于自然，但无论哪种美，首先必须发于内心、为自己所认同。
反观近现代美术史，一些成就卓著的艺术家在笔墨技法上或以传统为主，或追求中西贯通，无不因为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才形成了为世人公认的风格。因此，作为一个美术创作者，不能因为外界的纷扰，就影响了对艺术的独立判断。
张宝珠：说到美术创作规律，我认为几个步骤不容忽略——临摹、写生与创作。
从我学画起，就舍得花工夫临摹古人。几十年来，我上追溯源，先学“清初画圣”王石谷，再临“元四家”和“宋四家”。临古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临摹时，不仅要把握构图、造型及运笔用墨的技巧，还要分析画家的心境和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既学习了古人作画的规律，又培育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与创作能力。
写生训练对中国画创作十分重要，我的老师黑伯龙一直告诫我们，创作不能忘了师法自然。这些年来，为了与自然交感，形成自己的独到体验，我曾前后70余次登上泰山，感受天人相接、物我两忘的境界，从抓物象到抓意象的过程，让我明白，对自然的感受越深，画的境界、格调就越高。
早在“文革”中，《大众日报》就刊登了我的国画作品《黄河两岸披新装》。这个创作既来源于我在技法上的积累，又得益于平时写生时的观察。就是因为抓住了当时黄河两岸沙土改成稻田这个题材，才有了这幅“应景之作”。
青年人要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临摹、写生、创作这三个步骤需循序渐进，追求“速成”的办法显然要不得。
谭英林：如果让我选一幅中国画的代表作，我会选《富春山居图》。这幅画的诞生及后人对它的临摹、再创作，无一不反映出规律的重要性。该画为元代书画家黄公望为其禅师朋友所做，前前后后画了4年。可以推测，黄公望在作画时并未考虑市场如何、价值如何，而是从艺术本体出发，才得以成为精品，并流传后世。
清代著名画家王石谷曾多次临摹这张画。第一次临摹，他以学习的心态，循规蹈矩，在技法上并无超越;第二次临摹，王石谷达到了游刃有余的状态;临摹至第三次，他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理解，当时就赢得了“下真迹一等”的美誉，甚至有人认为，其艺术价值可与真迹并行。
可见，即便再有名的画家遇到一幅好画，也会反复临摹。学习传统、传承传统精神，离不开千锤百炼。另外，学习前人，唯有达到“学而不仿”的境界，方能成就自己的地位。
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艺术学习。教育事关传承与发展大计，在整体风气略显浮躁的当下，美术教育应如何从方法上进行引导?
谭英林：现在美术教育上出现的很多问题，要从教育体系上找原因。
“西风东渐”以来，美术教育亦开始受到西学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教育又一味效仿苏联模式，较长一段时间内，美术教育本身就存在着标准失范、传统断裂等现象。加之现今五年一度的“全国美展创作模式”、美术批评缺席等现象，艺术教育目的化、功利化色彩严重。比如，现代艺术教育中流行所谓“大师工作室”，即某个在国际上获奖的“大家”用自己的名字冠名工作室，对外招收学生，学生则跟随其学习相对固定的一套创作方法。暂且不论这些“大师”们基本功是否扎实，单说此种千人一面的“标准化”教学模式，本身并不足取。
我在翻阅潘天寿先生传记时，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抗战时期，潘先生起码两次主持国立艺专工作，而每次他都带着一个团队去教学。像陆抑非、吴茀之、诸乐三等擅长人物或花鸟、素描的老师分工协作，每个分科的学生得到的都是某一领域内上佳的教育。这种强强联合的“组团式”教学，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另外，于方法上，潘天寿并未给学生开设过多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但他会定期把一些艺术品放置于教室或者走廊，供学生观摩、学习。让学生于“画外”寻画道，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对比以往，现今的艺术活动及其评判体系弊病颇多：参展作品达到官方标准即可入围，艺术创作但凡有新意就被肯定……至于标准是否合理、创新是否符合规律，却鲜有人问津。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应构建美术教育、教学中的良性生态，打破其中的利益锁链;另一方面，美术人还应树立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意识，从我做起，向不正之风说不。
单应桂：艺术教育是授之以渔，而不是刻板教条。如果艺术教育搞不好，就害了一代人。在我们学画时，先生们都十分严厉，他们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指导。其实，只要老师指的路子正，方法上再苛刻，学生们都会接受。现在的艺术教育中，仿佛只有得奖才是衡量艺术成就的唯一标准。如果艺术教育一直以这种模式引导学生，则丧失了应有的责任意识与社会良知。
九尺之台，起于垒土。基本功是任何一门艺术的必备素养。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美术院校，几乎忽略了这项训练，过度提倡风格、提倡变化，套用一句俗语——“还没有学会爬就想要跑”，显然于学生的成长无益。
当然，老师也不能限制学生的创作自由。记得在一次李可染及其弟子的画展上，有个留言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一个可染不得了，两个可染还算好，都是可染怎得了。”师傅带徒弟、教徒弟的目的，最重要的不是让学生似师，而应似师有异、形成个性。师傅的意义在于授之以渔，而“鱼”的收获，是在学生有了一定积淀之后，结合自身的阅历、理解而取得的。
作为一个老画家，若为青年画子提些建议的话，我还是那几句最简单的话：打牢基础、脚踏实地。在环境日新月异、事物更迭如此频繁的当下，一个人既顺应心性，又不故步自封、曲意迎合，谈何容易?但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画家，还必须认这个理。
无论对于创作者个人或群体来说，唯有立足本土、融会时代、眼界开阔、实践丰厚，才能开创美术创作的大格局。也唯有如此，才能发挥山东艺术家在全国画坛的应有贡献与时代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