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计划“帽子”满天飞 一些异化为“拼关系”

28.03.2016  19:47

  “帽子”满天飞 蔡华伟制图

  目前,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多达近百个

  人才“帽子”那么多究竟效果怎样?(关注)

  创新驱动归根到底是人才驱动,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培养一支潜心科研的高素质青年科技队伍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市纷纷推出各种人才计划,在吸引、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帽子”过多过乱,其引发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

  科技界的有识之士为此深感忧虑:五花八门的“帽子工程”会不会把青年创新人才的方向导偏了、心思搞乱了,以致扰乱正常的学术生态,加剧学术界的浮躁风气?他们呼吁:对当前名目繁多、重复交错的人才计划应尽快梳理整合,创造一个让年轻人静下心来搞科研的良好环境。

  你有“千人”、我有“万人”,你有“长江”、我有“黄河”……众多人才计划让人眼花缭乱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杨玉芳的发言引发共鸣:近些年来各部委、各省市、各单位推出的人才计划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各部委、单位的人才计划近20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俗称“杰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简称“优青”),教育部有“长江学者”(简称“长江”)、“青年长江学者”(俗称“小长江”)、“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组部有“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科技部有“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国农科院有“青年英才计划”,人社部有“百千万人才工程”,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有“香江学者计划”……

  加上各省市的各类人才计划,比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黄山学者”“楚天学者”……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

  “这种人才‘帽子’满天飞的现象,在世界上都不多。”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工系副主任邢新会指出,各部门、各省市推出人才计划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在吸引、支持青年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人才计划政出多门、定位重叠、标准不科学、评选不公平、管理不完善,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正日益凸显,应予以高度关注。”

  一些计划的评选异化为“拼关系”,谁的导师名气大、运作能力强,谁就能拿到“帽子”

  “我们系前年引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年轻老师,他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读博士后。他回国后工作非常出色,被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权威科技杂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TR)评选为2015全球杰出青年创新家(每年在全球评出35位35岁以下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创新精英)。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回国后连续两年申请‘优青’,都莫名其妙地落选了。”邢新会对类似事件深感不解,“我们系还有两个非常不错的青年人才,去年参评‘小长江’时也意外落选。”

  据记者了解,有类似遭遇的高校、科研单位还有不少。

  为什么类似现象会频频发生?

  “原因之一就是一些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原总工李莉认为,评选人才计划的根本标准应该是创新能力和潜力,而不是简单的“数数”。“正确的评价应该是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的不同性质,采用相应的标准分类评价,但现在是不管你搞什么,往往就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专利等数字指标。”

  “现在全国的人才计划那么多,导致评审的工作量非常大。许多评审专家叫苦连天:不是在评审,就是在去评审的路上。”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说,“这不光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也直接导致评审专家不可能花足够时间去认真评审,结果只能去数申请者刊发的论文数,或者看他过去戴过什么‘帽子’。”

  受访人员指出,比评价标准不合理更“要命”的,是评选过程中的“拼关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院士曾多次受邀评选“千人”“杰青”和“长江”,每次评选之前都会接到许多“说情”的电话、短信。“其中有的来自被评者本人,有的来自被评者的导师或者所在单位的系主任甚至是校长,措辞不一、主旨相同,就是请求‘关照’。”他告诉记者,“我曾私下里问过其他评委,他们都用‘防不胜防’‘络绎不绝’来形容‘打招呼’的。”

  “现在一些人才计划的评审标准,逐渐异化成了 ‘拼关系’。”邢新会说,“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小组会上,有委员反映,现在往往是谁的导师名气大、运作能力强,谁就能拿到‘帽子’。”

  “社会上本来就重视人情,科技界的‘拼关系’也由来已久、屡禁不止。”邢新会不无担忧地说,“如果任由各类人才计划评选中的‘拼导师’风气蔓延,就会让更多博士(后)毕业的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染上投机钻营的恶习,必将遗患无穷。”

  抢“帽子”可能会使青年人才偏离科研的正确方向,贻误科研的黄金时期

  为什么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如此重视“抢帽”?

  “因为‘帽子’是与科研资源紧密挂钩的。”邵峰说,“我到国内的多个大学、研究所讲课时,许多青年教师跟我诉苦:如果45岁之前没拿到‘长江’或者‘杰青’,就意味着科研生涯结束了。”

  邵峰解释说,如果45岁之前没拿到“杰青”或者“长江”,后面就很难申请到独立承担的大课题,只能为别人打工。“更让人担忧的是,现在‘小帽子’‘大帽子’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帽子链’。比如,如果你想当院士,首先最好是‘杰青’;如果你想拿‘杰青’,最好先拿到‘优青’。”

  “现在‘帽子’不仅和科研经费挂钩,而且还和晋升职称、评奖、待遇都挂上钩了。”据邢新会介绍,拿到“帽子”的人才在单位里就成了名人,各方面的名利会接踵而至——戴上“帽子”的少数人和没有拿到“帽子”但同样优秀的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待遇反差。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主任陈进说:“本来年轻人水平都差不多、待遇也差不多,结果就因为你戴上了某顶‘帽子’,不仅拿到的支持经费多了,而且享受的待遇也高出一大截——没拿到‘帽子’的人怎么想?他们的积极性怎么调动?”

  “科学本来看重民主、平等,打破权威。而‘帽子工程’把科研人员分成了三六九等,不仅容易造成关系隔阂和交流障碍,而且会扼杀不少年轻人的创造积极性。”陈进说,一些人一戴上“大帽子”,就会觉得自己神得不得了,成了高高在上的权威;不明就里的年轻学生和局外人,也往往把他们奉若神明。“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本来有希望成为科学大家的好苗子捧杀了。”

  “‘抢帽子’更严重的后果,是可能会把科研的方向引导偏了,贻误了科研的黄金时间。”邵峰说,由于评审时往往是数论文数,而在科学上越难的问题越不好发论文,“一些年轻人为了凑够论文数、拿到‘帽子’,就挑选那些容易做的题目做,先发够论文再说,至于所做的题目是不是国际领域重要的科学问题,就顾不上考虑了。结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是引领性的。等拿到‘帽子’、想起来再做的时候,那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很可能早就被别人做了,机会和时间白白耽误了。”

  “事实的确如此。一些人为了拿到‘帽子’,哪个题目热门做哪个,结果往往在别人屁股后跟风,很难做出原创性的工作。”邢新会说,“每年评选的‘大帽子’人才有数百个,而真正做出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的又有多少?”

  “‘帽子满天飞’还导致‘转会’成风。”杨玉芳指出,现在全国的高校、科研院所都在提高价码吸引人才,一些有“帽子”的科研人员为了得到更多经费、提高待遇,频频“转会”、重复“戴帽”。“这不仅造成科研资源过度集中,还可能破坏学术生态、影响学术风气。”

  应当梳理整合现有人才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级人才支持计划

  “帽子工程”泛滥的现状,也让心系祖国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忧心忡忡。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并参与国内多个人才计划的实施,提出的许多建议得到采纳。

  “现在中国有人有钱有设备,可以说是做科研的黄金时期,不能让这些五花八门的‘帽子’把资金浪费了、把方向搞偏了、把风气搞坏了。”王小凡与上述受访者达成的共识是:对当前的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涉及中年人才的,该提高质量的提高质量,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对于涉及青年人才的人才计划,统一归并为“国家青年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高效利用,由一个部门牵头实施,搭建一个公平、开放、高质量、持续支持的国家级人才支持平台,早日形成健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生态,让青年人才静下心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创新上。

  为把“国家青年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好,受访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在支持对象上,考虑到近年来国内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已培养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博士后,建议对海外归来、国内培养和外籍青年人才一视同仁,让他们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

  在评选标准上,以创新能力和潜力为核心,根据不同的科研性质,制定科学的分类评价指标,高标准选人;

  在支持力度上,可参考“青年千人”,根据不同性质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尽量支持到位;

  在评选方法上,最大限度减少人情因素、提高评审质量,建议借鉴清华、北生所等已经实行的国际小同行评审,吸纳国外的知名科学家,与国内有水平、有公信力的专家一起评审;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提高评审质量;

  加强管理,实行跟踪评估和淘汰制度,以5年为一个评估周期,不达标的予以“摘帽”;禁止入选对象再争取其他单位的“帽子”;

  把支持方式从“一次性奖励”向“长期培养”转移,通过评估的给予继续支持,使他们能心无旁骛地做科研;

  杜绝作弊,加大监督力度,对于评审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单位或专家可实名举报,并与个人或单位的诚信记录关联;

  阳光操作,评选标准、评审结果和评估、退出、惩罚等信息全部公开。(记者 赵永新)

        编辑:袁晶瑜        责任编辑:胡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