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
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市场关注。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就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易纲表示，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征。
问：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人民币还是不是强势货币？
答：从数据看，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征。近期美元上涨较快，反映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加快、通胀预期上升、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明显加快等美国国内因素。而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波动有所加大，主要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联储加息预期突然增强、英国“脱欧”、埃及镑自由浮动等外部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有些意外，资金回流美国推动美元指数迅速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再创新高，全球货币普遍对美元贬值，有的跌幅还比较大。下一步美元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不排除市场预期修正引发美元回调的可能。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幅度相对大多数非美货币还是比较小的。10月份以来发达经济体货币中，日元、欧元、瑞郎对美元分别贬值10.5%、5.8%和4.2%；新兴市场货币中，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墨西哥比索对美元分别贬值7.2%、6.5%和6.1%，而人民币对美元只贬值了3.5%，只有美元指数升幅的一半。由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较小，10月份以来人民币相对一些主要货币是显著升值的。例如，在SDR构成货币中，人民币对日元升值7.5%、对欧元升值2.5%、对英镑升值0.5%；在亚洲新兴市场货币中，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新加坡元分别升值4.1%、3.3%和1.2%。
从长周期看，人民币也表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过去5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参考BIS货币篮子和SDR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以及对美元汇率分别升值10.9%、11%、4.4%和8.8%，过去10年分别升值28.3%、33.4%、28.4%和11.9%，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仍表现出稳定强势货币特征。
问：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同时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
答：观察人民币汇率要采用一篮子货币视角。影响一国汇率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与政治形势、经济走势、股市债市波动和市场预期变化等都有关系。由于国与国之间经济结构迥异、经济周期和利率政策取向不同步，比如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而美国经济正强劲复苏，货币政策已出现收紧趋势，相应的汇率走势也难以趋同，盯住单一货币会积累超调的风险，后续的修正可能引起比较大的震动。而且，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参考一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货币相比，更能反映一国商品和服务的综合竞争力，也更能发挥汇率调节进出口、投资及国际收支的作用。
有鉴于此，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人民币汇率应该参考一篮子货币。2005年的汇改，2010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缓和后继续推进汇改，2015年8月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015年11月推出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都是按照既定的思路步步推进，使参考一篮子货币更加透明、规则和可预期。今年年中在英国“脱欧”、全球主要货币大幅震荡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表现出平稳走势，正是“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汇率形成机制顺利运转、取得成效的体现，未来人民币汇率完全有条件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200多个经济体都是中国直接或间接贸易伙伴，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能够全面反映贸易品的国际比价。而中美贸易规模只占中国外贸规模的14%，况且中美的经济周期也不一样，改回去单一盯住美元会使人民币汇率陷入僵化和超调的困境，并不可持续。
问：如何看待外汇储备的合理充裕？
答：尽管近期中国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但仍高居全球首位，是十分充足的。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接近全球的30%，分别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和第三位的沙特阿拉伯的2.6倍和5.7倍。从全球来看，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过去的教科书认为外汇储备规模应至少满足三个月进口所需，国际金融危机后有些调整，有观点认为应该至少满足六个月进口所需，还要考虑外债、外商投资企业分红和企业、居民外币资产配置等需要，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非常充裕的，覆盖全部外债和六个月进口后还有充足的余量，况且近年来还有每年大约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12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金融媒介供应全社会的用汇需求。
中国早在1996年就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服务贸易、海外留学、出境旅游等用汇需求早已按需满足。中国是开放经济体，资本有进有出是正常的，尽管近期对外直接投资（ODI）比外商直接投资（FDI）要多一些，但观察ODI的结构看，大多数投向海外高新技术企业股权、用于打开拉美市场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经济主体出于经济下行、营商环境等因素的担忧，表现出较强的向外寻求安全资产的倾向。但谁也无法忽视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随着中国经济回升、体制机制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出去的资本还是会回来的。从过去20多年经历的几个经济周期看，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