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调整方向
“现在，我们村里‘993861’现象非常严重，村里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男人大都在外面打工，不留在村子里。家里的地多是老人在耕种着。”春节期间，山东莒南县的一位农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然，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种地已经不是完全为了糊口，国家还会给补贴。”
然而，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农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较为明显，也有人发出了“农村在凋敝”的哀叹。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主任唐仁健2月初如是说。
“从内部看，主要是农产品需求升级了，有效供给跟不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到了极限了，绿色生产跟不上；国外低价农产品进来了，国内竞争力跟不上；农民增收传统动力减弱了，新的动力跟不上。”唐仁健说。
“从外部看，经济增长换挡降速，农民工收入增长慢了，财力紧张，对农村投入增幅明显回落。”唐仁健说。
2月5日，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发布。针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出现的矛盾，提出了新的建议。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4次聚焦“三农”。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如此写道：“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毫无疑问，此中央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就是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是在2016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写入文件的标题。
事实上，早在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被作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唐仁健认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发力。
优化三大体系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文件中写到。
“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文件写到。从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不成功，要看供给体系是否优化、效率是否提高，更要看农民是否增收、是否得实惠。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唐仁健表示。
文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面临许多重大考验。必须直面困难和挑战，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勇于承受改革阵痛，尽力降低改革成本，积极防范改革风险，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
具体来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全文约13000字，分6个部分共33条，包括：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三大调整方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侧角度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刘英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是要在保证总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具体包括“三大调整”方向，农产品的结构性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结构性调整以及农业产业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唐仁健表示，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优”字。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拓展高端供给。说具体点，种大宗农产品的要瞄准“优质专用”，种其他农产品要瞄准“特色优势”。
刘英认为，要解决农产品绿色均衡供给。由于国内的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格机制存在问题，因此，当前部分农产品的供需结构矛盾表现突出，主要有大豆等供不应求，而玉米等农产品则供过于求，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均衡发展。
唐仁健说，调好生产方式，突出“绿”字。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既还历史旧账，也为子孙后代留生产和发展空间。
刘英认为，要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绿色生态化。在确保农产品供给总量的前提下，将农业发展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绿色、标准化的高质量的农产品，需要从农业生产入手，包括规范种植，降低化肥、农药、抗生素等的使用量，实施标准化农业生产。
刘英还认为，要实现农业绿色生产体系。提高农业竞争力，由于国内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不断攀升，国内粮价高出国际市场40%左右，竞争力不足，小规模、高成本的农业生产模式难以为继，需要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产品、农业供给体系的效率。
唐仁健说，调顺产业体系，突出“新”字。着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实现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
为补齐农业农村短板，一号文件提出强化科技支撑和基础支撑，出台一系列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等政策措施，将给农村带来真金白银实惠。
刘英认为，科技创新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无论是农产品的供给、农业产业体系，还是农业经营体系的改革，都需要科技创新发挥核心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强化科技支撑，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解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实现农产品、农业、农民收入的整体跃升，实现强农、富农的目标。”刘英说。
实现三大激活
唐仁健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板块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关系，实现三大激活，分别是激活市场、激活要素和激活主体。
激活市场，就是“市场定价、价补分离”，让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等举措，具体提出了“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合理调整最低收购价水平，形成合理比价关系”等意见。
对此，刘英进一步解释，即，让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价格发挥机制作用，让价格信号起到激发市场活力的作用。2016年国家推行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的新机制，如今其积极效应开始突显。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2月6日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而玉米收储制度的改革，是其中的一场硬仗。这项改革激活了市场，推动了多元购销主体入市。
韩俊表示，对比之前东北地区玉米库存积压，受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影响，2016年新玉米上市后“北粮南运”非常活跃。随着价格开始随行就市，玉米市场上下游价格关系逐步理顺，玉米加工规模不断扩大，加工企业开工率回升明显。
有数据表明，玉米收储制度的改革，也开始提升国内玉米的竞争力，改革以后，国内外玉米价格逐渐持平。到2017年1月，国内玉米价格已经低于国外进口到岸完税价每吨50元，进口玉米价格优势不再显现。韩俊表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开始实现。
“按照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下一步还将坚持并完善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水平，使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增加价格调节弹性，推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韩俊说。
激活要素，是指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探索建立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等重大政策举措。
刘英认为，金融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例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方面提出，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县域，加大服务“三农”力度，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此外，刘英认为，制度创新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中，文件要求，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
2016年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三权分置”模式作出了更为明晰的规定：“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根本地位”“严格保护农民承包权”“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现阶段仍是土地问题。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处理好土地流转中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的关系。
韩长赋认为，“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有利于促进土地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激活主体，是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和吸引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新等政策措施。
例如，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多渠道就业，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新生代、身患职业病等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突出问题。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现代农业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鼓励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
（来源：中华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