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女孩”卿静文对抗独腿十年 活出幸福的模样
走在路上,总有路人多瞄卿静文几眼——这个模样乖巧,妆容得体的年轻女孩儿,走起路来显得有些生硬。实际上,右腿高位截肢,左腿重度伤病,现在这般已经是她最好的状态了。2018年伊始,卿静文报考了驾校,3月24日,她第一次驾车练习,每个环节都很顺利,女孩儿喜出望外,“活着真好。”
满足和幸福,就像她当初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领取第一份工资,以及登顶黄山一样。
这个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失去右腿的女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战病痛、斗心魔,终于成长为完整的生命,活成普通人的模样。
总之,生活告诉卿静文,从灾难中幸运活下来,就意味着无数幸福的可能。
十年前
她像废墟里的一道光
她的坚强与善良,在那时就如同废墟里的一道光亮,感染着他人。2008年6月,卿静文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少年”。
2008年5月12日14时,德阳市汉旺镇东汽中学教学楼里,一楼走廊尽头的阶梯教室偶有器皿碰撞声传出,17岁的卿静文所在高一2班的化学课正如常进行。
14时28分,头顶的楼板突然发出轰隆声,卿静文感觉“像楼上的人在拖桌椅板凳”。但转瞬,室内尘土飞扬。化学老师跌跌撞撞冲到门口,惊恐着回头,想喊的“跑”字还没传出,已经被淹没在塌楼声、惊呼声中。
短短数秒,卿静文回过神时,支离破碎的钢筋水泥已把她困牢,蜷缩的身体被挤压得无法动弹。地震了,这是女孩儿过去只在课本中看过的词。
挣扎着,她试图把深埋的头从令人窒息的废墟中抬起来,“可能是余震,有一刻突然感觉压在肩背上的东西轻了,我就使劲动,把头望起来。”睁开双眼,却看不清四周,“黑压压的,只听得到周围全是人在哭,在喊。”
“感觉有人压在我腿上,还有人在背后,在肩膀上面……”动弹不得的空间里,她察觉到另外四个人的存在。楼板塌了后,他们从楼上掉下。
不知过了多久,接连不断的余震震开一道缝隙,一缕光线照进卿静文被困的废墟,她终于看清周围的人,也明白最初的哭天喊地怎么就慢慢销声匿迹了,“我的左手,只能摸到一只没有温度的手,靠在右腿上的同学没有呼吸了,左上方的人,脸色酱紫……”
“我居然一点也不害怕。”停顿片刻,卿静文双手捧着玻璃杯,眼神凝视,好像望见了十年前。没有眼泪,没有恐惧,救援人员发现被困的卿静文时,她只是一脸木讷与茫然,“可能已经懵了吧。”一切发生得太快,卿静文甚至来不及感受疼痛——埋在废墟中的两条腿都压着断裂的预制板,后来才知道,右腿已经被砸得胫骨断裂,脚掌甚至折断向后,“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痛。”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废墟中的灵魂翻腾着天马行空的美好。彼时,电影《长江七号》上映不久,卿静文想起了影片中的“小七”,一个拥有起死回生特异功能的精灵。“当时我就想,‘小七’不是能把所有东西都修复成新的么,也许它能到我们学校,把一切都变回原样。”
17岁少女满怀希望地支撑着自己,也感染着他人。救援队和医疗队在实施救援的过程中,曾听到废墟底下传出手机铃声,也听到卿静文把鼓励的话讲给周围的同学听,她甚至对探头进废墟救援的人说:“叔叔,这里太危险,你们快出去吧。”
他们把卿静文叫做“手机女孩”,她的坚强与善良,在那时就如同废墟里的一道光亮。2008年6月,卿静文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少年”。
十年间她在截肢磨难中成长
自卑开始笼罩,卿静文快放弃自己时,遇难同学妈妈电话中叫她“好好活着”的话,给了她重生的力量。
埋了80多个小时后,卿静文终于被救脱身。被抬上担架时,医护人员让提供父母的联系方式,她却执拗地给了一个堂姐的电话。“当时想,自己已经被救起来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通知父母的话还要让他们担心。”彼时,卿静文的父母卿立齐和魏凤平在沿海城市务工。
5月15日清晨,医护人员拨通她堂姐的电话那刻,魏凤平恰好在旁边。早在前一夜,她已经跑遍德阳市大大小小所有医院,试图找到女儿。父母冲到身边时,卿静文只听得他们都在哭,而不能立刻见光的她则眼蒙着黑布。
“妈妈,我好幸运哦,他们都不在了,就我活着。”卿静文握着妈妈的手,说了第一句话。魏凤平无法回应,眼泪更加止不住。
很快,医生来了,不一会儿,卿静文清清楚楚只听到妈妈的嚎啕大哭——夫妻俩求着医生,不要截肢,救救女儿的腿。卿静文依然呆呆躺着,没有眼泪,“不能理解,截肢是什么意思。”
5月15日当天,医生给她做了高位截肢手术,卿静文没了右腿。第二天,她才有机会看清自己的裤腿,原来这就是截肢,这时医生又来了,“另外一条腿受伤情况很严重,还得截!”
“哇……”卿静文哭得嘶声力竭,这是地震发生后,她第一次用眼泪宣泄情绪。父母拽着医生,苦苦哀求,请保住女儿仅有的一条腿。在医生的建议下,卿静文转院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保腿的治疗。回忆起来,她觉得那是比在废墟下还要深刻的日子——为了保住左腿,除了频繁的手术外,随时要清理创口的烂肉,那种蚀骨的疼痛,终日折磨着她。
对抗疼痛成了生活最主要的事情,卿静文无暇审视变化的身体,无暇思考未来,直到6月下旬的某天。长达一个多月不能坐立的她竟能勉强坐立起来,卿立齐乐坏了,提出下楼转转。坐在轮椅上,卿静文被父亲推到了楼下的绿化带,但还没来得及感知阳光的温暖,心却陡然跌落到冰点——她这才发现周围人都好好的,只有自己是异类,没了腿的“怪物”。
自卑开始笼罩卿静文,她沮丧,气馁,应付康复治疗,甚至把妈妈递过来的义肢狠狠摔在地上,“根本不相信,靠假肢能重新走路。”
直到一天,卿静文的电话响了。“你是小军(化名)的同学吗?”电话那头,一个陌生中年女人的声音,有些疲惫和胆怯。高中一年级,小军的座位在卿静文前面。“我是他的妈妈,我看他的电话里,存着你的号码,所以试一试。”女人愈渐悲伤,“你和小军关系很好吧,你活着就好,要好好活着……”她听得清对方的哽咽。
地震时,小军没能躲过致命的那块楼板,妈妈只在废墟里刨出了他的手机。“她把手机通讯录上的每个电话都打了,想知道我们还在不在,鼓励我们好好活。”
卿静文想起了更多。困在废墟中时,曾有个好朋友的妈妈来看自己,说着同样的话,“坚持,好好活着。”那是一个绝望的母亲,刚刚失去了女儿。“高中入学第一天我俩就认识了,也认识了她的妈妈,我们两个关系很好,常常被误认为是双胞胎……”
十年间,熬过1次截肢,13次左腿手术,还有从未间断的康复训练,人在磨难中成长,心在痛苦中坚硬。坐在成都街头的一家西餐厅,过往的点滴,在她手中的刀叉间来来回回,似乎已经没有细节,却能重新激起心中涟漪,抑或悲切。
十年后她活出了幸福的模样
撕下亲手贴在身上的“怪物”标签,她跟自己和解,“哪怕不能替代同学,为了他们的父母也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出自己的意义。”
把自己丢进平常人的生活,是卿静文努力了近10年的结果,她成功撕下亲手贴在身上的“怪物”标签。
曾有一人问她,“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用着假肢,你会看她吗?”“嗯……会,”“为什么呢?”“因为好奇吧,”“看吧,那不就得了,别人看你,可能也只是好奇,没有歧视。”终于,她跟自己和解,“哪怕不能替代同学,为了他们的父母也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出自己的意义。”
她意识到,弄清活着的意义,有的痛也就熬过来了。
2010年,卿静文选择保送四川大学,入学前的一个月,她第一次主动拿起义肢。那是另一种疼痛,绕着医院住院楼走一圈,她需要2个小时,衣服里里外外全部湿透。她迫切希望在大学的校园里,能够撒开父母的双手,让他们卸下疲惫。
“学校和同学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十年间,卿静文淡忘了伤痛,铭记着帮助,用她认可方式回馈社会的关注——她从不拒绝站上讲台的邀请,把地震中的经历无数次复述。
2010年在香港,她正赶往一场分享会现场,半路遇上交通管制。“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个女孩儿跳楼自杀了。”卿静文露出少有的感慨,“生命不应该这么脆弱的。如果我的经历能够唤起人对生命的重视,很愿意分享。”
一方面,卿静文不断把听众带回过去,把曾经的悲痛反复咀嚼;另一方面,她铆足劲把生活推向平平凡凡,甚至有意疏远曾经的同学,也尽量不回到那个顷刻埋葬了无数同学的老地方。
直到2013年,她在地震后第一次回到曾经的高中学校,去看望永远留在那儿的同学。心中五味杂陈,翻腾得最厉害的还是感念自己活着,“比起躺在那里的他们,自己有幸能经历疼痛,也能感知幸福。”
从那一年起,卿静文定下生活的挑战目标,从出游开始。2014年她去了九寨沟,靠假肢和重伤的左腿,竟然成功出行。她终于重新触摸到,正常人的生活,“哪怕我残疾了,原来也是可以这样活着。”2016年卿静文甚至登顶了黄山。
2015年毕业后,卿静文在成都找到工作,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拿到第一份工资时,女孩儿毕生难忘,“我也能靠自己养活自己了。”于她而言,这一刻彻底甩掉自卑的包袱。后来,她也换工作,寻找着最合适的平台,但从不考虑换城市。这是当初选择大学时,她已经做好的规划。在她看来,这是与父母最好的距离。
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在地震中经历过生死,这个向往自由的90后女孩儿才对父母格外依恋,但可以肯定的是,地震让她重新认识了生命,和生命中的人。
“妈,我觉得好幸福。”某天,一家三口正在沙发上看电视,卿静文突然冒出一句。郑重其事的模样让妈妈傻了眼,“什么啊?”“女儿是说,她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幸福,我也觉得很幸福。”爸爸卿立齐立刻接上话,笑得格外满足。(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实习生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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