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中国的省长们这一年

　　2000年1月27日，习近平以“三个唯恐”开启了自己作为省长的执政岁月。

　　时光流转14年后，他已荣登中国权力秩序的金字塔端，作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首领，习近平开启了中共近三十年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官场重建运动。整风反腐、人事再布局、为法治立威、为改革加码，每一次举棋落子间都携带着鲜明的习式标签。

　　两年间，官场风气焕然一新。作为31个省级行政区的行政首脑，省长们在此间也经历了一番未曾预料的震荡与蜕变。尤其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所谓的改革元年，也是习近平施政理念由初显至落地的一年。这一年，“新常态”被朝野之间的舆论场共同接纳，省长这个职位上所附着的变化也逐步显现。

　　非常态的省长换位、省长所辖事务的变更、省长观念与顶层设计的对接、省长自身引领而出的官场风气之变等，这一系列“省长之变”组成了“习常态”下中国官场秩序的再造与重振。

　　职位之变

　　2014年是本届政府换届之后的第二年，共有五个省份(自治区)行政首长职位发生变动，分别是辽宁、吉林、海南、云南和新疆。其中只有云南一省是因为秦光荣(1950年生)届龄转岗而引发的联动调整，其它四地都是非常规的届中调整，或因反腐发生的蝴蝶效应，或因顶层的战略布局。

　　2014年4月，陈政高由辽宁省长任上转岗住建部部长一职，由上海专职副书记李希补其遗缺。李希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仕途履历，从基层到高层，从西部到东部，从组织人事到行政事务。在中共的政经版图上，他几乎具备了所有的历练要素，他的仕途轨迹也很巧合地与习近平和李克强有所重合。李希在上海的经历无疑会对陷入经济滞缓期的老工业基地带来一线希望，这也是“习式棋局”在2014年省长层面走出的第一步棋。　　山西官员塌方式落马定是2014年最热门的反腐话题，但由此而引发的蝴蝶效应却让观者出乎意料。2014年9月，山西原省委书记袁纯清因为下属的骇人行为而黯然去职，王儒林由吉林赴晋救火，原省长巴音朝鲁顺序递进为省委书记，而吉林省长一职由农行原董事长蒋超良转任。这一系列地方大员的人事调整由习王强力反腐所致。由此，被称为“转型设计师”的蒋超良也完成了自身的再次转型，蒋超良此前长期服役金融领域，他之于吉林的作用，与上述李希对辽宁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效。　　2014年10月，云南原省委书记秦光荣退居二线任职全国人大(云南也被称为腐败重灾区之一)，遗缺由原省长李纪恒递补，而省长一职由“空降兵”陈豪顶替。陈豪在任职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前有31年的上海经历，值得一提的是，陈豪与习近平在上海也有短暂的仕途交集，习近平任职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陈豪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豪的东部沿海经历和京畿历练也成为了边区云南强劲发展的一个变量。　　蒋定之(1954年生)于2014年12月的去职让内地政情观察者始料未及，由海南省长而至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其留下的海南省长一职由同样是“空降兵”的刘赐贵补缺。刘赐贵此前任职国家海洋局局长，再此前，仕途生涯圈定在福建一域。此处又需一提的是，刘赐贵与习近平在福建有颇多的仕途交集，习近平任职福建省长之时，刘为福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内地舆论普遍认为，刘赐贵接棒海南省长一职是顶层设计的一招妙棋，其此前的职位与当下的南海局势在内里是有所关联的。　　“60后”明星官员努尔·白克力2014年12月进京任职国家能源局局长，新疆人大主任雪克来提·扎克尔替补任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被称为“红色黑马”，红色所指其身份背景，其父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黑马指其出人意料地接棒努尔·白克力成为新疆新科主席。按中共人事调整惯例，在自治区都是政府主席转岗人大主任，而相反的调整极为罕见，由此，也不难看出“习式棋局”中“不按常理出牌”的一面。

　　事务之变

　　2015年初，一则关于山西省长李小鹏的新闻在舆论场上搅起了小小的波澜，内媒称省长李小鹏不再分管监察厅、省审计厅、省国资委。之所以此新闻被外界关注原因有二，其一是李小鹏自身的身份属性，其二是关于对省长所辖事务的讨论，按中共政治生态的惯例，一省之长领导省政府全面工作，意即所有行政事务皆可由省长统管，包括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审计、税务、统计、金融、发展改革、编制、监察等领域。所以，新闻虽有过度解读，但是省长们在做什么的讨论倒是有几分普知的意义。　　回到2014的中国省长层面，虽然领导省政府全面工作的定义未曾改变，但是所辖事务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借由现在最火的政治名词“四个全面”，第一个全面是省长们此前一直所从事的正业，而后三个全面则是“习常态”下着重强调的新施政理念。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长们所做的事情大体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GDP，二是维稳。GDP是显绩，可资仕途上的更进一步，维稳则是为了保住现有的乌纱帽，本质上是一种利己的施政理念，而“习常态”则将省长们施政的重心移位，从利己到利民，用深化改革破除既得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的旧格局，用法治来维护大国小民的尊严，用从严治党来破除官场的物欲横流。　　仿照顶层“小组治国”的模式，省级层面也开启了“小组治省”的治理模式。在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后，在省级层面也相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全部都由党委书记担任，而省长则承接了全面执行改革政策的第一副组长，其它副组长各省情况不一，有些只有另外一名专职副书记，极少数外加了常务副省长，例如湖北。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同理，省级行政层面也成立了网信领导小组，成员架构与上述深改小组雷同，组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省长任第一副组长。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超速发展，网络信息安全也日益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着重考量的工作之一，也由此，省长们也要涉足一个全新的业务模式。　　除了跟中央层面一一对应的小组外，其他省级层面也因应改革和发展的需求成立本省特有的“小组模式”，例如由60后省长陈敏尔牵头成立的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陈敏尔担任组长，意在加快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力塑“法治浙江”的形象，力倡法治文化建设。2014年的中国省长们一边在学习法律一边在推广依法行政。陕西省长娄勤俭一年共主持举行了四次集体学法活动，要求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参加，由专业的法学专家进行专题讲解。各省政府常务会议中关于法治的话题也明显增加。山东省长郭树清力促建设“法治山东”，促进依法行政，浙江省长李强更是将省政府常务会议开成了“学法课”，强调在法治时代，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称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具不具备法治能力、能不能坚持依法办事。　　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于2014年10月结束，在此之前所有省长都围绕自己的联系点展开走访、交流与总结的系列活动。上海市长杨雄多次赴联系点青浦区和赵巷镇，要求集中资源打歼灭战，努力啃“硬骨头”。此活动让省长们产生了一石两鸟的功效，其一是恢复了中共的历史传统，其二是与民众反复零距离接触，有利于发现和整改辖区内存在的问题。

　　观念之变

　　中国的省域政经之间长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状态，竞争大于合作，缺少区域之间的合作，以及着眼于全国联动发展的大视野。北京与天津关于北方金融中心的明争暗斗，广东与江苏关于全国GDP老大的竞赛，广东与重庆关于“蛋糕论”的较劲，都是此前分割式发展的非理性状态。　　习近平被冠以“顶层设计师”头衔，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打破上述各自为政、各为其利的短视发展。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快速推动、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大手笔规划都是将视野放诸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习常态”下着力于地方发展的省长们，也逐渐改变了表为合作实则竞争的逐利模式，凸显了前所未有的大局观。2014年6月6日，王安顺、张庆伟、李小鹏、陆昊、李学勇、李强、朱小丹、魏宏八省长进京，李克强强调了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随后的述职中，省长们也提到了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2014年9月25日，李强率浙江省政府代表团赴沪考察，上海市长杨雄陪同参观上海自贸区。在座谈中，杨雄称上海自贸区是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不是上海自己挖个坑、种自留地。这也是承接了顶层设计上关于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可复制的样板需求。2014年10月13日上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首脑参加，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在是次会议上贵州省长陈敏尔呼吁各方，进一步加强区内各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双边、多边合作，实现交通互联互通,发展互利共赢。　　在京津冀层面，王安顺、黄兴国与张庆伟三位行政首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互访沟通。王安顺在接受内媒采访时称，我们要真心地、主动地奋力开创区域内优势互补的新局面。在三方合力之下开启了“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打破了海关关区界限。三省市尤其是作为强势方的京津二方，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处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省长们这种发展观念的变化，是因顶层设计而变。对地方的考核不再唯GDP马首是瞻，融入更多法治的、深化改革的理念，进一步向被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作风之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是2014年末最受关注的一部电视作品，由中纪委联合央视制作。作风建设既然没有休止符，那无疑就是一种常态。　　八项规定、反腐清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些带有习式标签的官场整风运动在2014年持续深化，也因此而深入官民两界人心。作为地方官场标兵的省长们，一举一动更是被逐渐放置于透明的施政平台上。不管是倒逼也好，还是主动而为也好，省长们的作风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31个省级行政区无一例外，先后召开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专题会议，省长们参加各级政府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　　陕西省长娄勤俭2014年3月19日在石泉县后柳镇了解干部作风建设情况，与此同时，作为省长的他也放下身段，改变自身作风，画面显示，娄勤俭亲和地与村民促膝交谈。相同的画面在过去的2014年，屡屡见诸于各位省府班长身上。2014年12月28日，郑州开通首条城际铁路。当日省长谢伏瞻前往试乘，并主动与现场的乘客自拍照片，画面显示，谢伏瞻与大批民众之间无任何警卫措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　　2014年11月，一则名为《带你认识山东的省长们》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视频中郭树清以及六名副省长均以漫画的形象出现，这在中国省长形象的传播史上极为少见。摒弃严肃刻板的同时，郭树清们的卡通形象也跟上了关于习近平形象的传播节奏。　　省长在中国政治版图上处于起承转合的关键节点，对上直收顶层旨意，对下可分发理念与任务。为政一方的他们与地方百姓的幸福感直接关联，同时，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也能看得见执政党未来的路能有多远。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常态意即与旧秩序的告别，而只有充斥正能量的新常态才能长长久久，对省长们而言，无不如此。回望过去的一年，虽存有各种诟病之处，但中国省长们自身的努力改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回到行文初始，习近平是以这样的“三个唯恐”开启了他的省长生涯：唯恐在自己任内全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保持过去的良好势头;唯恐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很大提高，让人民群众受惠不多;唯恐自己不能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使一些群众不满意。

　　文/大公网评论员 马俊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