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6：“稳增长”外，更要“控风险”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已非简单地维持百分之几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防范各类风险的累积和上扬。
实体经济短期企稳迹象十分明显
如果要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逻辑有所判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清晰认识目前的增长态势。从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各类参数均已表明，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的短期企稳迹象十分明显。
首先，从GDP增长和物价指数来看，尽管第三季度的实际GDP增速稳定在6.7，但是名义GDP增速出现强劲反弹，呈现出加速性上扬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工业摆脱了50多个月的低迷状态，发生了本质性变化。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此外，GDP平减指数由负转正，CPI稳定， PPI也摆脱了通缩状态。名义GDP的大幅度反转说明短期供求状况得到全面改善，价格反转预示着供求关系步入新平衡状态，短期周期性触底已经出现。
其次，从就业形势来看，稳中向好。除了物价水平、GDP增长速度，政府最为关注的是就业状况。预计城镇新增就业今年会达到1400万左右，在GDP持续回落的过程中我们的就业状况却并未恶化，甚至有所改善，核心原因在于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前进，导致对于人口、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就业状况和不平衡调整的状况说明，结构性调整可能已经取得阶段性收效。
再次，从微观主体绩效来看，各项指标大幅度改善。2016年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和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值分别同比增长8.4%和3.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累计值同比下降7%，产成品存货比上年同期下降0.8%，资产负债率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显示，微观经济主体运营绩效大幅改善，经济回暖的微观基础逐步筑实。
最后，上述一系列指标的回升，也导致了企业家信心指数、未来收入信心指数、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等一系列的明显变化。这说明无论是实体经济层面还是金融层面，各界人士开始对于中国经济的触底反弹寄予厚望。
前述的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在几个大的方面的确表现不错。那么，2017年我们需要延续6.7%左右的增长速度吗？这就要求我们追问，这种变化到底来源于什么。如果稳增长更多地来源于行政性的力量，那么对原来的目标就必须要做出调整，否则，这会使我们陷入过度的救助和刺激当中。
首先，“信贷-投资”驱动模式代替了“出口-投资”驱动模式，伴随着宏观投资效率下降。从数据来看，目前的增长方式由传统的出口投资型驱动模式转变成信贷投资驱动模式，经济结构大调整，外需主导型向内需进行转变。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转得过猛会出现断崖式变化，转得过慢又会陷入另外的困局。现实中，往往要靠大规模的投资填补空缺，投资又来源于大规模发行的债务。数据显示，当前固定投资与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81.9%，M2除以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2.1的水平。这说明“稳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债务-信贷-投资”的路径。
与之相伴随的，是宏观投资效率下降——资本产出率大幅度下降，投资完成额与资本形成额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今年估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量在60万亿左右，但是资本形成率只有50%左右。这意味着，大量的投资金额是在打转，实体经济也在打转，一个潜在的后果是，投资收益率下降。
其次，投资所有制结构分布与总体产业发展趋势有冲突。最近几年大规模的投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这种投资结构导致的第一个效应是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2016年1-10月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20.5%，但是同期民间投资同比增长只有2.9%，呈现出巨大反差。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杠杆进程持续差异。
第二个效应是我们所看到的民间投资结构逆势发展，民间投资在第二产业里面还维持着比较稳定的比率，但在第三产业里下降得很厉害，也就是说，民间投资在服务业中可能会存在挤出现象。这就涉及，我们希望中国的转型从工业向服务业前进，那么其中主导力量到底是谁呢？谁来主导它会更好？如果大量国有企业向服务业、第三产业全面进军，这里面的后遗症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再次，最近的政策着力点和动力点不相匹配，稳增长政策的逻辑与未来中长期的一些战略转变逻辑出现冲突。从中长期目标看，我们需要转变过去简单依赖于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增长动力点逐渐转向服务业和消费领域。
但是，在目前的“稳增长”过程中，我们的政策着力点过多依赖投资，在服务业和消费里面真正的政策着力点并不多，导致我们目前整个稳增长政策逻辑与未来中长期的战略转变逻辑出现了一些冲突。而这种不匹配也会导致后续经济增长的一系列错配问题。
“稳增长”实现短期企稳，也致风险上扬
由于大规模的无效投资，导致在投资规模大幅增加的同时投资效率下降，债务积累大幅度上扬。国家的总债务率和企业的债务率，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率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据目前数据测算，预计今年国家总债务率会达到261%左右，企业债务率达到184%左右。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数据。
同时，信贷缺口等指标偏离趋势值过大，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风险扩散的台阶效应十分明显，最近几年一系列借贷危机事件频发，相关风险隐患对经济体的威胁愈发严重。债券发行持续高位增长，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违约数和违约金额都在逐年增加。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和影子银行信贷压力较大，各类银行风险资产与资本缓冲之比在不断上升。房价与汇率变化加大，局部市场承压快速上升，资金外逃压力依然较大，而资金“脱实向虚”的压力也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可以说，经济体当中的多种风险不断累积，已经全面凸显。
总体来看，现有的“稳增长”模式实现了经济的短期企稳，但也引致了风险上扬。因此包括IMF在内的很多机构都开始提醒中国注意风险累积的隐患。尽管中国有自身经济运行的特色，不必完全遵照这些国际指标，但是，我们仍需要关注这些参数的重大变化。随着最近几年各领域风险的不断累积，风险事件频发，所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这就需要我们反思，经济稳定的基石可能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如果不能够及时防范，则会给中国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已非简单地维持百分之几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防范各类风险的累积和上扬。
所以，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任务，在“稳增长”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