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孔子故里曲阜“村村讲儒学”是揠苗助长

10.10.2014  11:16

  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市日前推出“百姓儒学”工程,每个村庄都将配备一名儒学讲师,目前正通过公开招募、乡镇遴选等多种方式选拔儒学讲师,并先期在部分村庄开展了授课;所出台《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还规定,将实现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以让儒学真正走进乡村,力争再现“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盛景。(10月8日《齐鲁晚报》)

  这样的举措,令人忧从中来。殷鉴稍远:1958年,大跃进之风刮进文艺界,掀起全国性“新民歌运动”,要求“村村有诗人”——要有自己的李白、杜甫,乃至鲁迅、郭沫若、聂耳、郭兰英,结果如何?早成笑料。殷鉴不远:三数年前,重庆市作协受命五项任务——组织编写“百个重庆故事”、“邀约名家著百首诗词”等,而今也早成幻影。要求“村村讲儒学”的“百姓儒学”工程,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其实,所谓“文化工程”,本身就是个悖论暗含其中的词汇。文化的继承、发展,就如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有其自身规律可循,讲究自主、自发、自然而然,须经由时间的长期积淀;而不是像修高架、盖大楼一样,能够指望限时限刻,立竿见影。

  “村村讲儒学”的“百姓儒学”工程,除了违背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还有着厚此薄彼之嫌。在传统文化范畴,儒学也就是儒、释、道三家学说之一,更是墨家、名家、法家等等诸子百家学说之一种。所谓“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就说:“六经皆史也”,清代朴学家们早就以学术平等的角度,把儒家经典与史部、子部、集部之书,作一视同仁的看待,把儒家学说与其他各家学说,作地位同等的研究,而无分高下。曲阜市所谓“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近群众”,何以就“独尊儒术”——单单推出“百姓儒学”工程,而不是也推出“百姓道学”“百姓墨学”等等工程的呢?

  当然,对于传统文化,是该加以研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有所扬弃的继承、发展。西哲卢梭也说:“法治,是必须植根于民情的”(《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同样认为:“法治和环境、民情,是必须相互配合的。”(《论美国的民主》);而影响“民情”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文化传统。“文化基因”,是潜移默化深入每一个国民的骨髓、血脉的。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和推广,政府部门却只宜止于提倡而已,而不是越殂代庖,强力干预。揠苗助长,不尊重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话,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之于有利儒学的长足发展而言,真正需要的,则是创设一个学术自由的开放、宽容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各种学说,相互竞争,优胜劣汰。

  “村村讲儒学”的“百姓儒学”工程,令人指摘之处还在于:经费来源问题。须知,“一村一名儒学讲师”、“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新剧”……凡此种种,都是需要花钱的。要是拿公帑为可以预见结局的“政绩工程”铺垫打底,公众眼睁睁看着血汗被靡费,当然无从满意,难以释怀。

  儒家学说自2500多年前孔孟创立,历汉时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标举经学……经宋明时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的融合释家,形成理学,及陆(陆九渊)王(王阳明)的提倡心学,再到清时顾炎武、戴东原等朴学家对于心学凌空虚蹈的反拨,流变迄未断绝。便是“五四”之际,吴虞等先贤以激进的姿态“打倒孔家店”,新儒家的承前启后,也是自居一格,从第一代的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到第二代的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再到第三代的杜维明、余英时等人,发展未曾停歇。但新儒家的发展,却并非任何“文化工程”所推动的结果。否则,孔子故里曲阜市,岂不是乐开怀——可以人为打造扎堆的“冯友兰”、“徐复观”、“杜维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