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多年宣传器官捐献 9年前自己曾接受过肝源

28.07.2017  20:46

    

 

  王伟与骑友一起宣传器官捐献。

  打开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右侧显示:截至2017年7月9日,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291624人,实现捐献12486例,捐献器官34393 个(心肝肺肾等大器官的捐献完成案例数——记者注)。在王伟看来,每增加一个数字,那些曾和他一样、被器官功能衰竭威胁的人,就多了一些改变命运、甚至起死回生的希望。

  7月18日,王伟牵头联系了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见证下,他的4个骑行好友金光明、陈晓星、原军、王晓明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填写了自己的信息资料并签名,承诺在逝世后无偿捐献器官,用于救治器官衰竭的患者。

  “那天他在群里呼吁捐献的事儿,出于对他的鼓励,我决定签字。”王晓明说,王伟总是不厌其烦地宣传器官捐献,“积极而且几乎忘我”,这种状态让他感动。

  金光明也把自己登记捐献归功于王伟,“他一个人骑行到北京并折返回家,我做不到。他就是凭着宣传器官捐献的信念坚持下来的。”对于王伟,他打心眼儿里佩服。

  “我是一名器官捐献公益宣传员。”45岁的王伟喜欢用这个身份定位自己。朋友们用行动来支持器官捐献,王伟觉得,这是朋友对他“身份”的认可。

  5月19日,王伟穿上胸前印有“器官捐献”字眼的骑行服、戴着骑行头盔,骑着山地车从甘谷县出发。他希望通过骑行的方式,沿途宣传器官捐献知识。

  历经20天,他抵达千里之外的北京。6月11日,在第六届中国移植运动会上,王伟以骑行方式进入北京大学体育场,插在车后的旗子迎风飘扬,旗子上“器官捐献 大爱无边”几个字成为现场的焦点。

  “能执着地多年宣传器官捐献,倡导新生命新生活,是常人做不到的,他是‘移植人’的榜样!”中国器官移植网主编饶晓斌说。

  王伟以“天堂鸟”的网名,经常在中国器官移植网上发布器官捐献知识,以及自己在骑行宣传中的经历。在移植运动会上,王伟被聘为器官捐献宣讲活动爱心宣传大使。

  来自全国27支省(区、市)代表队的400多位“移友(接受过器官移植手术者互称——记者注)”参加了这个专为移植人群举办的运动会,王伟参与了乒乓球、铅球两项比赛,对于比赛成绩,王伟并不在意。

  曾经因为器官功能衰竭,很多“移友”的生活半径被限制在一张病床。如今,在赛场上,他们生龙活虎地展示着自己的体能,看起来与健康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看到你们移植术后那么健康,我很心安。”在移植运动会上,器官移植受益人向器官捐献者家属献花致谢环节,当器官捐献者家属代表叶先生握着王伟的手,哽咽着说出这句话时,王伟泪流满面,在他心里,这是一份“外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感情”。

  “想到他们是怎样克服了情感障碍作出捐献器官的决定,我一路骑行而来的那份骄傲在这份大爱前,立马化为了尘土。”

  正是这份被他视为“需要仰视”的大爱,让他在9年前死而复生。

  2008年7月,王伟因为肝硬化需要做肝移植手术,从网上多次查询比对后,他选择了天津市一家医院。住院之后,他一边做治疗,一边焦急地等待肝源。“漫长的煎熬”,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语气低沉,拉长了音调。

  能否获得配型合适的肝源牵动着病房所有人的心。得知某个病友马上要做移植手术的时候,病房里一阵骚动,喜悦、祝福、羡慕、焦虑、担心、期盼,各种情绪掺杂。“也有意外取消手术的,大家的心情跌宕起伏”。

  3个多月后,医生突然通知王伟准备手术。“毫不夸张,欣喜万分!”手术很顺利,他30天后出院。术后早期要频繁复查,并在医生监控下调整药物,他在医院旁租房过了新年。第二年,他的身体出现了指标波动和并发症,他听从医生建议,在用药的同时,开始做有氧运动。他尝试过散步、跑步、爬山、打球等多项运动,后来喜欢上了骑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骑行到一个地方,当我扎帐篷的时候,我觉得很接地气,我能听到每只小虫的低声吟唱,也能看到每棵小草的蓬勃向上。”重生的王伟对生命力的感知格外敏锐。

  像王伟这样的“幸运儿”只是少数,更多的患者在焦急和苦苦等待中离开了世界。据统计,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名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人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而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器官短缺依旧是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器官捐赠实行“双盲原则”,捐赠和受赠双方并不知晓对方的信息。这样做一是为了杜绝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二是为了保护捐赠者和受捐者双方,避免因捐赠受到不必要的压力和骚扰,这也是国际上被证实的必须坚持的原则。

  正因如此,王伟并不知道自己受恩于谁,但他会悄悄想起那个捐献肝脏的人。“受恩于此,我能不能回馈于此?”他从网上了解到,只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自愿捐献器官,就可以签捐献协议。“庆幸重生之后,我得珍惜每一寸光阴,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王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上郑重地签了器官捐献协议。

  随着他身体状况越来越好,骑行渐渐地向更远的地方延伸。“路况较好的情况下,我每天能骑100公里左右,这个成绩,正常人能达到的都不算太多吧?”王伟有些自豪。

  骑行歇脚的时候,他和别人聊起自己的经历,很多人表示之前没听说过器官捐献。他萌生了向更多人宣传“器官捐献”知识的想法,每次骑行他都带上一摞自己撰写设计的器官捐献宣传单。

  骑行休息的时候,有路人经过,王伟赶紧把宣传单递过去,“器官捐献,您了解一下!”刚开口,人都被吓跑了。有人接过宣传单,没看几秒钟就扔了,撂下一句“毛骨悚然”转身就走。他也不生气,一般人都忌讳谈跟“死”有关的话题,他能够理解,“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多次受阻后,他调整了自己的引导方式。

  “来来来,了解一下医学常识!”等路人走近了,他指着一蓝一红两个心形图案组合起来的一个爱心形logo问:“您认识这个图标吗?”得到否定的答案,他马上趁热打铁:“让您增加一个知识点!器质性病变是无法用药物医治的,那怎么办呢,有个医疗途径可以根治,那就是换!或者移植,您想想,移植物从哪儿来呢?”就这么循序渐进地,有的路人不知不觉就上了“套”。

  有一次,碰上3个骑行的台湾青年,对器官捐献知识有些了解。临走时,他们特意与他合了影,在旗子上留下了繁体字签名表示支持。

  时间长了,他对目标人群也有了初步的判断:年轻人、城市的、教育程度高的一般更容易接受新观念,“所以,我这个‘器官捐献宣传员’得从城市包围农村。”他开玩笑说。

  在一次环青海湖骑行宣传中,途经橡皮山,他向一家旅店的藏族老板讲起了器官捐献的事情。老板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回复“这很好嘛,自己去世不用这些器官了,还可以救人”,随后就让他的儿子在上面签名表示支持。

  他想方设法加快进度。一些店铺搞促销活动,他“全副武装”赶过去发宣传单。再熟一点的,他就让人家举着写有“器官捐献,大爱无边”的纸牌子拍照,经同意后发到朋友圈宣传。“球友、骑友、书友、诗友这些都可以联合起来做活动啊。”他越做思路越开阔。宣传移植的二维码,也被他贴到商铺、饭店桌子、甚至自己的喝水杯上,随处做“广告”。

  在宣传经验和技巧上有了积累后,他的骑行装备也“鸟枪换炮”,趋于专业。修车工具、山地车内外胎备胎、帐篷,王伟特意提到了头盔,“一定要戴,安全第一!”事关生命的一些细节,他尤其在意。

  此次北京之行,他在网上发起众筹,17天后,数目就已经达到7074元。在每份支持的留言下面,王伟都一一回复,感谢大家对器官捐献宣传的支持。

  沿路宣传,他结交了很多“同道中人”。总有些“肝友”赶来助阵,或请他到家中休息,“都有重生后的喜悦,大家很容易走到一起,互相鼓励,互相照顾”。

  王伟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移友”。“定时复查、按时用药、规律生活有氧运动,是我总结的术后恢复‘三驾马车’”。

  有的“移友”向他请教术后运动量,他会强调,运动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一定要循序渐进,体能和耐力才能逐步达到健康人的水平。

  6年来,他的行程跨越7个省市,已超过4万公里,最长的一次历时36天,在华北地区多个城市环行, 行程累计4272公里。

  随着宣传面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被他的行动感染,希望与他同行。去年9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移植捐献峰会上,他成立了10多人的骑行宣传队,在兰州各主要线路、景点、医院门口等地做宣传。

  在天水市甘谷县,他和附近两位“肝友”(分别术后11年、8年)又组建了一个宣传小分队。成立当天,3人严肃地宣读了他起草的一份骑行宣传誓词,“最高纲领:旨在让全社会认知认可和接受器官捐献观念!最低纲领:鼓励带动所有移植术后者积极做有氧运动锻炼,恢复体能并参与宣传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当生命不可挽救的时候,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17年,无论是器官捐献协议登记人数、器官捐献人数、捐献器官数量,都呈现阶梯增长趋势。我国的PMP(每百万人口实际器官捐献率)从2010年的0.03升至2016年的2.98,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根据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注册(IRODAT)登记的数据,西班牙PMP(2016年)为43.4, 美国PMP(2015年)为28.5。

  现在,王伟把自己的微信头像设置成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logo,微信取名“天堂鸟”,寓意“重生”。他说,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行者。“一个旨在让全社会认知认可和接受器官捐献大爱观念的行者!”

  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郭艳丽

  视频编导:贾梦梦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