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繁荣仍是服务业发展的根基

近年来,在中低端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下,我国工业产出增速持续下滑,而随着服务需求扩张,服务价格相对工业品价格上升,劳动力加速进入服务业部门,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超过工业。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已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让位于服务业,工业的重要性也已大大下降。那么,工业真的不重要了吗?笔者认为,在工业继续下滑的情况下,服务业的繁荣与就业扩张不会持续,这是由当前我国服务业对工业部门的依赖性以及服务业就业的滞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大力推动工业部门转型升级以促进工业的持续繁荣,仍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

中国产业结构还没有达到高级化阶段,服务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对工业的倚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在持续下行,但另一方面,就业形势又持续向好,就业似乎脱离了经济这个基本面的约束。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已下滑至6.9%,但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12万人,远超过年初设定的1000万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05%的较低水平,远低于年初设定的4.5%的目标。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滑落到6.7%,但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在下降,为4.02%。根据人社部的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97%,环比下降0.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近年来首次降至4%以下。各项指标均显示,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始终保持了向好局面。但在以往的经济下行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此次的就业逆势回升现象。就以2008年为例,当年上半年由于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出现深度回调,随之出现了近2000万人的严重失业问题,沿海地区数千万农民工被迫返乡。

那么,为什么在本轮下行周期中就业形势得以独好呢?一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异军突起,抵消了第二产业下滑的冲击。然而,在新常态背景下,如果工业部门进一步下滑,服务业的就业扩张是否还可以持续,并接替工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就业海绵?对此,我们持谨慎的态度,原因就在于,中国产业结构还没有达到高级化阶段,服务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对工业的倚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将沿着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转移的脉络渐次演进。目前西方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退居其次,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则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位置。以美国为例,今天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均已超过80%,而欧洲和日本也都超过了70%。与这种产业结构相对应,服务业已成为美日欧经济体的就业海绵,特别是每当发生大的经济衰退时,服务业就会“挺身而出”,异军突起,承接其他产业排斥出来的劳动力,起到就业稳定器的功能。今天中国似乎也正在复制这种模式,造成了一种认识上的麻痹,那就是,工业衰退、经济衰退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服务业可以起到托底的作用,它像万能金刚一样,能化解各种失业风险。

然而,仔细回顾一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服务业繁荣绝不是脱胎于经济萧条和工业衰败,恰恰相反,只有依托于工业部门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锻造出一个强大的服务业部门,并取代工业部门成为国民就业的主战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服务业繁荣的背后,尽是工业繁荣的故事,而在工业萧条时期,总能见证服务业凋零破败的影子。

工业下滑、收入下降不一定会立即冲击到服务业,但长此以往只能坐吃山空,冲击只能延缓不会消失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速阶段,服务业尚不发达,不论总量还是结构都还比较落后。虽然自2013年起中国服务业GDP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但这绝不意味着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龙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另一方面,在服务业内部,仍然以传统的生活服务业为主导,新兴的生产服务业仍在唱配角。与这种结构相对应,服务业不可能脱离工业部门而出现持续的自我繁荣。

首先,中国的生产服务业诞生于传统的工业体系,对上游工业部门有很强的依赖性。当这些部门萎缩时,生产服务需求也自然下降。当然,如果生产服务业能够像美国的生产服务业特别是TMT产业那样,能够反过来改造传统制造业,那么它也可以通过自我率先发展,带动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和改造,进而创造需求,实现成长循环。但目前中国的生产服务业尚不具备这个能力。服务业自身的转型升级需要时日,从某种程度上讲比上游部门更困难。美国的信息产业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肇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淀而成。而日本由于没有这个积淀,信息产业很难有大的突破。中国也别想走捷径,至少在短期内,我们仍然要面对当传统制造业走向衰落时生产服务业何去何从的问题。

其次,就生活服务业来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亮点,由于体量大、占比高,即便生产服务业不景气,只要生活服务业繁荣,也可以抵补前者而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扩张。但如前所述,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服务消费需求,它又取决于居民收入,而后者又与工业景气度休戚相关,毕竟,目前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就业。工业衰退必然会冲击到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最后,收入下降不一定会立即冲击到服务业,短期内,人们还可以凭借财富积累来维系消费,但长此以往,只能坐吃山空,冲击只能延缓不会消失。今天中国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形,改革以来人们积累了不少财富,消费的选择空间变大,在棘轮效应的作用下,即便短期内收入下降,消费包括对生活服务业的消费,或许还能维持在原有水平上而不至于明显下降,这维系了短期的服务业繁荣。但如果中国工业部门持续下滑,随着流量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及存量财富的不断消耗,生活服务业终将面临需求枯竭的境遇,这也将最终迫使服务业就业陷入泥潭。

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延缓甚至逆转工业下行的步伐,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重新武装工业部门,并提振活力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服务业就业都有明显的粘性特征,特别是在萧条周期,从产值下降到就业下降有一个明显的滞后传导过程。结合中国实践,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与工业企业相比,服务业企业多为小微企业,组织形式灵活。小餐馆、小旅店、杂货铺、理发店都是典型代表,其中不少甚至处于灰色部门。它们不像正规的工业企业那样拘泥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而是可以采取多种变通方式来应对经营滑坡,即所谓的“船小掉头快”。比如在不改变雇佣人数的情况下通过压缩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长的方式来节约工资开支。这是一种劳动投入的深化调整方式,它有效地规避了大幅裁员的问题。比如,从过去一天工作8小时改为4小时,工资减半。这实际上是让工人与企业主一起分摊了经营风险。

第二,与工业企业相比,服务业企业的工资具有柔性特征。大量证据表明,工业企业一般执行标准工资制,当经营滑坡时,很难按边际原则下调工资,于是会出现工资高于边际产出的情况,此时只有通过裁员才能使市场恢复出清,因此产出下降很容易转化为失业风险。与此相反,服务业企业一般都是按边际原则来调整工资的,工资机制具有西方经济学所描述的柔性调节的典型特征,它能有效化解效益不佳情况下企业的成本压力和裁员压力。工资柔性甚至表现为,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低于法律底限值(如最低工资标准),而不至于招致员工投诉,在“民不告官不究”的制度潜规则下,企业主与员工倒也相安无事。

第三,上述两条要成立,企业主和员工之间还要达成“风雨同舟,互谅互让”的秘密握手协议,否则,不管是压缩工时还是降低工资,员工是很难答应的。而内部人协议恰恰是中国服务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很多服务业企业特别是小微型服务业企业,员工与老板都多少带有一些裙带关系,比如亲戚、同乡、同学等。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就不会像工业企业正规招工的那样丁是丁卯是卯,更多地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能忍就忍,能将就就将就。老板可以拖上一年工资,员工也不至于告发；员工有事说走就走,也无需正式请假。秘密握手协议为工时与工资的柔性调节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服务业企业规避经营困难的法宝,至少在短期内避免了大规模裁员所带来的震动。此间企业主和员工都处于蛰伏状态并静候曙光,如果经营好转,则警报解除,失业危机化解；相反,如果经营持续恶化,那么企业终将逼近一个崩溃的极限值,关张在所难免,过去暂时得以庇护的员工被一下子抛向市场,失业问题终将暴露出来。

既然从工业景气度到服务业景气度、从服务业景气度到服务业就业都有一个滞后传导过程,那么综合起来,工业景气度对服务业就业也应该有一个滞后效应。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工业持续下行所可能出现的失业风险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不切实际地指望服务业来化解它,短期内服务业可以维持目前的就业局面,但长此以往,它也独木难支,一旦滞后效应爆发,大规模的失业风险就可能会从工业部门蔓延到服务业,杀伤力难以预估。对于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为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当务之急,还是要从根本上延缓甚至逆转工业下行的步伐,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重新武装工业部门,并提振活力。只有工业部门得到长足发展,才能为服务业提供持续的动力,否则服务业终将陷于枯竭。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起了再工业化运动,从本质上说,就是为服务业创造新的需求,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新的续航能力。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丁守海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