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伤作文”所在地村支书斥当地因惰致贫

11.08.2015  12:50

   “最悲伤作文”走红以后

  木苦衣伍木一家的命运因关注而改变 她的遭遇在大凉山也非个例   妈妈去世两年多了,她为五姐弟囤积的稻谷还剩六七袋,就码放在床边,足有四五百斤。16岁的大姐木苦衣生木说,缸里空了,她跟妹妹木苦衣伍木便背着稻谷去街上碾米。不脱壳,稻谷能储藏多年。“妈妈当时可能想,有这些大米,起码我们饿不着了。”   坐在木床边提及早逝的妈妈,彝族女孩木苦衣生木平静得像个大人。妹妹则腼腆地躲在她身后,对外人的提问大多只是点头或摇头,但特别爱笑。12岁的木苦衣伍木(汉语名:柳彝),将对妈妈的思念写进了作文。“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300多字的一篇课堂习作《》,令读者无不为之心疼。   因为作文《》,木苦衣伍木一家的命运更为受到关注。随着政府及公益人士的介入,五姐弟的未来多了一种可能性。   姐弟五人 已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   从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出发,火车在山间穿梭3个小时,便是凉山州老九县之一的越西县,老九县均在海拔2000到3500米的地区,显著特征是彝族聚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这里有一个普雄镇,出去4公里,便是宝石村,那里是木苦衣伍木的家。   相比其他藏身于大山深处的村落,宝石村不算偏远,只是路难走。她家的三间灰砖房,是爸爸去世前刚盖好的,还保留着当初的模样,在村里算中等水平。外屋有一个旧沙发和十来只小板凳,两侧卧室兼具储藏室的功能。三个弟弟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屋角堆放着土豆,另一间是木苦衣伍木和姐姐的房间,床边还码放着妈妈屯下的稻谷。   5个孩子中,大姐木苦衣生木16岁,老二是哥哥木苦小平14岁,两人早已辍学。写下《》的木苦衣伍木12岁,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0岁的木苦小和5岁的木苦小杰。   这个家庭似乎早已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早上,小杰醒了,喊一声,两个哥哥立马进屋给他穿衣服,哄他玩耍。他的小书包里,装着学前班的数学作业本,上面歪歪扭扭的算术题答案,都是老四木苦小教他写的。   家里的一亩多地,种着土豆、玉米。今年,大姐、哥哥先后外出,木苦衣伍木在放学后会带着老四挖土豆,割猪草喂猪、再给俩弟弟做饭,年近七旬的奶奶有时也会过来帮忙。可是奶奶精力有限,木苦衣伍木的叔叔也去世了,留下3个年幼堂妹,这3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老宅。   2010年以前,这个家里还是有顶梁柱的。大姐木苦衣生木记得,爸爸去普雄、成都打工,在建筑工地做最繁重的活儿,总咳嗽。有时,两三个月回来一趟,帮妈妈种地。但即便是她,也记不住父亲去世的具体日期了,她只记得是2011年,父亲死于肺结核。她当年只有12岁,才读到三年级,最小的弟弟还不到1岁。   眼看妈妈太辛苦,身体又不好,大姐辍学,在家帮妈妈干农活、照看弟弟妹妹。再后来,妈妈因心脏疾病卧床不起,阴影笼罩了这个不堪一击的家庭。   木苦衣伍木在作文里描述了她们带妈妈到镇上、到西昌看病的情景,称钱花完了,病仍不见好。2013年的5月,妈妈又病倒了,脸色很难看,被打工回来的叔叔送到镇上医院。但她这次执意回家。“妹妹(木苦依伍木的小名),妈妈想回家。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   最终,木苦衣伍木跟大姐把妈妈接回了家,那天,她去外屋给妈妈做饭,端上前时,妈妈已经死了,五姐弟从那时起,都成了孤儿。  各路媒体记者和政府人员踏进家门   早在今年6月,大姐去学校时就看到教室墙上贴着妹妹写的作文,当时这篇作文还没有被媒体关注。大姐说“看了心里很难受”,于是姐妹相处时,谁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木苦衣生木说,最难的时候,她们家靠两个低保指标——每月100元维持生计。但自去年6月,政府为五姐弟发放孤儿生活补助专项救助金,每人每月有678元。5个人加起来每月能领到3000多元。宝石村村支部书记潘小伍介绍,该村人均年收入才5000余元。   “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关爱。”四川省索玛花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强调。   班主任任中昌老师曾到木苦衣伍木家进行家访,送给木苦衣伍木一只粉绿相间的玩具——卡通小牛。这是家里看得见的唯一玩具,也是房间内颜色最鲜亮的物件。这几天,各路媒体、政府人员踏进家门,木苦衣伍木大多时候不知所措,她低头摆弄手上的小牛,别人问话时,多回以点头或摇头,但一直在笑。她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老师送的这件礼物,晚上睡觉时,都会抱着小牛。   小弟弟木苦小杰特别黏人,他喜欢让人抱抱,体重轻得跟城里三岁小孩子差不多。他会在镜头前大方地“摆造型”,爱在电视机前仰头看《熊出没》,还喜欢灰太狼。来探望的热心人士临走前说“拜拜”,他挥手追着喊了一路的“拜拜”。   外人面前,大姐木苦衣生木俨然家长模样。她隐忍、得体,说得最多的是“还好”、“还行”,避谈过去苦难。但她的朋友圈签名,写的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过的有多累”。   老二木苦小平,2014年8月辍学,当时六年级还没读完。他自己解释称,放学后要干农活,没时间复习功课,学习成绩不好,就不想读书了。去年12月,他只身到江苏无锡,投奔在那里打工的表哥。   “要不是家里穷,爸爸也不用去打工了”   木苦衣伍木的遭遇,在大凉山并非个例。木苦衣伍木所在的宝石小学四年级教室,贴着语文老师选出的优秀范文,包括《》。挨个读下去,愈发感觉,墙面上的文字更像大凉山农村图景的微缩版。针对此前出现的对该作文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校长吉木给四年级教室多加了一把锁。   12篇作文中,有3个孩子提到眼见父亲或母亲的死亡。其中,既有木苦衣伍木这样被认定的孤儿,又有格吉日达、阿支阿呷木这样的事实孤儿——彝族民俗中,母亲改嫁不带孩子。被留下的孩子,只能跟爷爷奶奶或叔叔伯伯生活在一起。有的缺少关爱,情感难以宣泄。这种经历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何种冲击,外人似乎很难揣测。但仅从他们的文字中,便能感受到绝望和悲伤。14岁才读四年级的格吉日达写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的房里,可是我的父亲没过几天就死了。妈妈领着自己的孩子,在我身边哭泣。她说,我要走了。”   黄红斌转述支教老师的话称,格吉日达是个聪明又内向的孩子,作文尤其写得好。但他的爸爸早年病逝,母亲改嫁。总有社会上的朋友到学校找他逃课去玩,他有点没法安心读书。   被志愿者接到西昌索玛花儿童村后,政府曾委托其亲戚询问,他是愿意回来还是继续留在儿童村。格吉日达选择留下。志愿者解释,他在家里时只有奶奶,俩人居住在土坯房子里,交流很少,生活状况也不太好,从他家到学校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西昌后,有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还有他熟悉的老师,格吉日达开朗了很多,对功课更加上心。   还有三四个孩子用并不太熟练的汉语抒发着留守儿童的感伤。如老师眼中乐观的小胖子尼苦拉哈会在作文里写:“爸爸姐姐都去很远的城里打工了。每次我到山上砍柴,就望着火车开来的方向,盼着他们。我问:亲爱的老爸,你在那城市里过得好吗?爸爸说:还好。可我知道,他们在城里打工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