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

23.06.2015  13:15

  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扶贫开发进入攻坚期

  “中国式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怎么样?

  在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游离于很多人特别是都市人的视野之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701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半年来,新华社派出9支调查小分队,分头前往中西部贫困地区,实地体察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一方面,通过30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

   一间屋,牛圈旁是“家”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4摞砖头上。屋中央,地面摆了3块砖,上头架锅,底下烧柴,这就是炉灶。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

  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

  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

  45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

  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却没钱去县 医院 看。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

  墙上有两张奖给“优秀少先队员”的桔色奖状,获奖者是尔日书进14岁的大儿子。他家老二、老三都到了学龄,却没有上学,一脸懵懂地望着记者……

  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6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种花椒、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50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

  然而,在总人口近500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

  马依村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奔跑玩耍,似乎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村支书吉克石都的话却让记者难以释怀:这个村目前适龄儿童没有读书的有上百人!

   一碗饭,全村“轮着吃”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

  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

  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记者看到,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

  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毛河村余大庆家,土房外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洞,是野蜂做的窝,每到春天野蜂就飞进飞出。墙根还有山老鼠打的大洞。几年前一场大雨,土房垮了两间。

  贵州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34户,只有1.5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记者去采访时,已经轮了十多户。

  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

  去年,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79公里山间公路改建完成,耗资7.76亿元。其中,仅打通一条6.68公里长的隧道,就花了约3.7亿元。照此计算,要全部修通偏远山区的通村、通组公路,所需投入将是天文数字。

   一群孩子,有学“上不起”

  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

  甘肃东乡受教育人数呈“宝塔式”递减:一些小学一年级有50个学生,到五年级就只剩下5个。东乡县有个村庄500多人,至今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

  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40斤。

  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

  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40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

   声音

  扶贫:

  从粗放“漫灌”

  走向精细“滴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走出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1978年到2014年,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从粗放“漫灌”到精细“滴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握拳出击”。“每年各行各业的扶贫资金不少,但我们以往条条管理的方式,使得钱到了地方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五六十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坦言,“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从政府“一己之力”到全社会“共同面对”。从去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从“可有可无”到“硬性考核”。“以前地方上政绩考核多以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干得好没奖励,干得不好也没有处罚。”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随着各地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成为考核“硬指标”,扶贫开发将从“可有可无”转为“主要工作”。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2020年,目前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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