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世讷: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明的重大课题。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结晶，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关系的活标本，从中医的发展和当代面临的问题，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规律性关系。
一、中医是自然国学的最高精华
国学有两大系统，一是人文国学，二是自然国学。自然国学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关于自然的学问，即科学技术成就。包括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工学、农学、医学等，其体量之大不亚于人文国学，其水平之高，在公元后的十多个世纪长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李约瑟经长期系统的研究反复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繁荣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形成强烈的对比，李约瑟曾经总结道：“在过去的两千年里，除了有希腊成就的高峰之外，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高于欧洲，而且常常要高得多。”许多学科的成就比西方早一千多年，“四大发明”（造纸、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是杰出代表。2001年北京的一批学者联名发表《自然国学宣言》，主张研究和弘扬中国自然国学，开始组织编撰出版自然国学丛书，从2013年1月起《大众日报》开辟了“自然国学”专栏，6月在青岛召开了首届全国自然国学研讨会。
问题在于，从15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工业文明，而这些都没有发生在中国。中国社会则进入封建社会的没落期、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文国学和自然国学都失去了创新和发展的条件，而且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要么被作为封建主义的文化被批判或打倒，要么陷入存废之争。自然国学如实地反映着自然规律，其客观真理性不可否定，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的知识先后与西方相关学科的知识相融合，不再独立存在和发展，只有中医是个例外。百年来，中医经历了中西汇通研究、中西医结合研究，至今不能与西医融合；同时数次被批判、否定、废止，但废而不止。中医成为硕果仅存的自然国学，至今昂首挺立于世界的科学之林。
历史和当代的事实证明，中医是中国自然国学的最高精华，发展到今天，其辉煌突出地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一）中医有三个“第一”
1、中医是中国对世界第一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中医，多次论述中医是伟大宝库，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中医是一项。最有代表性的是1953年指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2、中医是中国第一大发明
这是本人研究中医几十年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世界级发现和发明众多，已知的“四大发明”是其代表，但中医的发现和发明要大得多、高得多。那四大发明都是单项技术，而中医不但有技术发明，更有科学发现，是包含系列发现和系列发明的庞大体系。就技术发明而言，单就针灸一项，就不亚于四大发明中的任一项。而更有价值的，是中医对健康与疾病深层复杂规律的科学发现。中医这些发现和发明的发明度和贡献度，远远地超过已知的四大发明，不能不列第一位，只是其贡献还没有充分地实现。
3、中医是世界上第一门复杂性科学
复杂性科学兴起于20世纪中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是新的科学革命的方向。上次科学技术革命始于16世纪的欧洲，方向是按还原论向微观深入。还原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其思想基础是原子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质颗粒原子（莫破质点），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组合而成，因而可以分解，只要把事物（人）一层一层地进行分解，还原到最小的物质颗粒（西医先后把人分解到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因），就找到了本原，就能够揭示根源和本质。但从上个世纪之交开始，科学事实证明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世界的本原不是原子，而是“原始火球”，世界的多样复杂并不基于原子的多少，而是相互作用关系的复杂。从微观方向调回头来，从横向研究世界的复杂性，成为20世纪科学革命的新方向，40年代出现了系统论研究，后发展为庞大的系统科学，80年代又出现复杂性科学。科学界（以霍金为代表）认为复杂性研究是科学的最新方向，复杂性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
就在这种发展中，钱学森提出，人是开放复杂巨系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而中医正是关于这一复杂系统的科学。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于2004年明确地提出，“中医是复杂性科学”，此后这类认识日益增多。
本人研究认为，人是宇宙演化至今的最高产物，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中医不加任何取舍地考察和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如实地接触、认识、掌握了其复杂特性、机制、规律，进行了理论总结。中医对人的复杂性的研究和认识，迄今在医学和科学都是唯一的，是接触和研究复杂性的先驱，是第一门关于复杂性的科学，也只有从复杂性科学才能真正理解中医的科学原理。
问题在于，复杂性科学刚刚兴起，许多人（包括科学界的）还不了解，而中医的研究和认识又没有达到现代水平，许多认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而被误解、怀疑、否定是难免的，可以说，不懂复杂性科学，就难懂中医。
（二）5000年创造三大奇迹
1、世界多元医学中唯一不中断地发展至今
人类文明有5个主要发源地（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希腊），都孕育产生了自己的医学，但其后来的发展命运非常不同。古埃及先后被波斯帝国和希腊吞占，其医学过早地衰落了。古巴比伦也被波斯帝国吞并，其医学也过早地中落。古印度先后被波斯帝国、马其顿一度占领，其医学到12世纪以后也衰落了。古希腊到古罗马的医学是一个高峰，但到中世纪那“黑暗的一千年”中断了；16世纪开始的医学革命，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但没有复兴和发展古希腊医学，而是转向了还原论，发展成为今天所见的西方医学体系，在现有的西方医学理论和教科书中，找不到古希腊医学的一个字。
只有中国医学是个例外，从起源到今天，5000多年从未中断，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
2、中国多门自然科学中唯一不与西学融合
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客观真理性，不具有民族性和国别性，不同民族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达到真理水平时，必然会统一。中国的自然国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就有一个这样的统一过程，李约瑟对此做了专门的研究，发现在公元后的十个多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长期遥遥领先，16世纪开始的欧洲科学技术革命，逐步赶上和超过中国，各个学科逐步走向融合，找到了各学科实现融合的具体时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已经与西方这些学科的成就全部融合，只剩下一个例外——医学，中医学与西医学至今格格不入，找不到可融合的基本点。
李约瑟于1967年总结称：“东西方物理学，早在耶稣会士活动时期终结时融为一体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在植物学和化学方面，过程就要长一些，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才达到融合。而医学方面却至今还没有达到。中国医学上有很多事情，西方医学解释不了。”“我们发现，东西方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至今还未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由毛泽东主席倡导和推动，由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和领导，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经过60年的实践，不但没有实现中西医统一，反而证明其基本原理“不可通约”。这在医学和科学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
3、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至今主导临床
中医现行的理、法、方、药体系，确立于秦汉时期，《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是其经典。这个体系包括运气、养生、阴阳、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学说，以及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等，至今是中医学术的主干和核心，可靠而有效地主导着临床防治。其可靠性和有效性证明它掌握着客观规律。2000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体系至今主导临床，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又是一项奇迹。
（三）跨世纪提出三大难题
中医的研究和发展没有停滞，在20世纪进行了三项伟大实践，即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医走向现代世界。实践的结果，都基本或完全出乎预期，到世纪之交，成为医学和科学的三大难题。
1、中医基本原理与西医不可通约
中西医结合研究由毛泽东主席倡导，他讲：“‘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国家将中西医结合确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曾经希望到20世纪末实现中西医统一，但到了世纪之交，研究的结果是发现中西医的基本原理“不可通约”。
中西医不可通约表现在医学学术上，但其根源在思想文化。不可通约的本质，是进行医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对于同一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发现了不同的现象和规律，总结为不同的理论。西医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产物，遵循的是还原论，注意的焦点是组合、分解、还原、原子（或其化身“粒子”、“成分”）；而中医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产物，遵循的是朴素系统论，注意的焦点是整体、分化、关系、“和”与失和、失调等。
中西医的这种差异，正是复杂论与还原论的分野，复杂性科学给“复杂”下的简明定义是“超还原”，即复杂是不可还原或反还原的，“复杂”是中西医的分水岭。由于中西医在基本原理上不可通约，目前临床治疗的所谓中西医结合，不过是一种“AA制”，即“两种诊断互参，两种治法兼用，两种药物并投，两种理论双解”。
2、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现代科学解释不了
从1980年开始，国家提出了中医现代化方针，开始了中医的现代化研究。它与中西医结合研究不同，关键是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和发展。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中医现代化的发展纲要和计划，从基础理论、临床防治、中药方剂等方面展开，其目标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验证、阐明、发展。阴阳、藏象、经络、辨证等基本理论，都先后列为部级和国家级课题，组织全国的力量进行攻关，有些课题成为世界性热点。但研究的结果，没有一项能够明确地验证和解释，得到的基本事实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运用现有的科学技术还难以研究和解释。四川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总结称：“从根本上看，与其说中医落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如说现代科学落后于中医的实践。”
以经络为例，中医发现和驾驭它已几千年，针灸治疗循经取效，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国家两次列为基础研究攻关课题，国外学者提出，经络研究包含若干诺贝尔奖级的课题。能用的研究手段国内外都用了，得到的是两个基本结果：第一，经络客观存在，不但中国人有，世界上各肤色的人都有，发现了一批经络敏感人，用现代手段检测的经络循行路线，与中医的经典描述（如针灸铜人）绝大部分相同。第二，经络就在人身上，但找不到。解剖研究到了分子水平，寻找经络形态结构的各种努力均告失败。能驾驭其功能但找不到其结构，成为科学上的一个谜，经络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迄今无解。
中医是以人为样本进行的研究，人身上有什么，就研究、认识、总结什么，探索进行调理的方法和途径。许多现象和规律超出了中医那个时代的研究和解释能力，因而大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题在于，中医所接触和认识到的人身上的那些现象和规律客观存在，但现有的科学技术至今也还没有接触，没有研究，它们所研究的，主要是各种可还原的东西，远未达到人的生命运动的复杂度。从整体上来说，现有的科学技术是16世纪以来形成的体系，它以西方思想文化为基础，特别是贯彻着还原论，存在着明显的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
3、中医走向西方世界无轨可接
1972年美国总结尼克松访华带动了“针麻热”，开始了中医走向现代世界的进程，出现了世界性的“针灸热”、“中药热”、“中医热”。“中医西进”40年，遍及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世界上有40亿人在使用中医药治病。
中医走向西方世界，一开始是希望与西方“接轨”。实践的结果却发现，西方人对中医药治疗的自然、无伤害、价格低廉非常欢迎，但要理解和接受中医的理论和思想却非常困难。中医的概念在西方没有对应的语言可翻译，只能音译加解释，很难原原本本地表达中医的原义。特别是中医的思想观点，如整体观、元气论、气分阴阳、藏象、经络、辨证等，与西方思想文化格格不入。中国的元气论与西方的原子论对世界和人的理解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因此，中医医疗可为西方人接受和欢迎，但中医的基本原理与西方无轨可接，要走向世界只能“铺轨”。这种“无轨可接”的本质，是思想文化不同轨，是内化在中医和西医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
二、从中医看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
中医5000年创造的三大奇迹，从历史长河的纵向上，展现出中医是中华文明的世界级辉煌成就；中医跨世纪提出的三大难题，从现时代的横断面上，展现出中医这三大奇迹的内在本质——其研究内容超出了西方医学和现有科学的视野，之所以超出，在于中医是遵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研究和认识。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化、医学化的产物。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医；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理解和掌握中医；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真正地发展中医。
（一）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化的标本
科学哲学研究指出，影响和决定科学发展的因素和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是外部条件，影响和决定科学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中医和西医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是由这些条件及其差异造成的。而思想、文化是内在条件，它影响和决定着研究的方向和焦点，支配着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突出什么、忽略什么，不但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造成“仁者见仁不见智，智者见智不见仁”。中西医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上的差异，正是由此造成的。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西医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产物。
中医之所以能够创造“三大奇迹”、提出“三大难题”，决定性因素有以下两条：
1、实践基础
中医在世界上占据两个“独有”：一是世界上最大的临床样本。中国历来人口众多，长期占世界人口的1/4,人多病多，为中医的研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临床条件。二是5000年连续不断。中国社会长期统一稳定，为医学提供的最大临床样本也长期稳定，使中医在这个世界最大临床样本连续不断地研究了几千年。
2、文化基因
中医与西医的研究对象都是人的健康与疾病，但怎样研究、研究什么？中医与西医在此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西医遵循的是西方传统的原子论、实体论、构成论、机械论、还原论，一方面把“人”简化为“人体”，对人体进行分解还原，从器官一直分解到分子甚至纳米层次；另一方面发展了“机器医学”、“生物医学”等模式，竭力寻找可用机器原理和现有生物知识能够研究和解释的东西，或在现有的实验条件下能够用特异性指标检测的东西；不能这样研究的，就被忽略和排除。
中医则不同，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元气论、矛盾论、生成论、有机论、系统论，建立的是以人为本的“人医学”模式，原原本本地不加任何取舍地研究和认识人的健康与疾病，更没有用有限的实验条件来扭曲。这样，人身上有什么，就接触、研究、认识什么，不知其所以然的，只要临床表现，也去接触和研究，寻找调理的方法和途径。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以和为贵”、“矛盾运动”等思想，是中医研究和理解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基本原理，转化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思想精髓，是原则区别于西方医学的文化根蒂，而其焦点，是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对立。
（二）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关系
文化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医学是其中的一部分。从人类文明史和医学的发生和发展来看，文化与医学是母子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同样是这样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术的思想母体、文化基础，其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1、“易肇医之端，医蕴易之秘”
《周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医学术的理论基础。周易的64卦有39卦论及医药。周易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太极、变易、矛盾、相互作用、阴阳合德、阴阳交而生物等思想，被中医接受成为其学术思想，指导着研究和认识，转化成为中医理论。
2、“道家与医家自古不分”，“十道九医”
道家的思想、理论、实践都系统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医的研究和发展。《黄帝内经》是道家“黄老之学”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医的主要经典，大量引用或阐述《老子》的章句或观点。历代有许多医家都是深有造诣的道学家，如东晋的葛洪、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孙思邈等。道家的修炼、养生、气功、炼丹、方术等，都直接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医的发展。
3、儒家的“仁者爱人”内化为“医乃仁术”
儒家思想深化了中医对“人”的理解和研究，提高了“医”的境界。“贵和”、“中和”的思想深入到医理；“仁者爱人”思想发展为“医乃仁术”观，强调“大医精诚”、“德术并重”；出现了一大批由儒而医、亦儒亦医的“儒医”，讲究“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主张“为人子不可不知医”、“以医药事君孝亲”，把知医事医视为忠君孝亲所必须。
（三）从阴阳学说看文化与科学的关系
阴阳学说源于周易，发于道家、儒家，中医将其医学化，用以研究和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成为中医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
1、哲学的阴阳
阴阳是一条客观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特化。对立统一是最高的最普遍的辩证规律，它揭示了统一物之分为两个方面。在对立统一规律中，“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只是“对立”，不规定其他具体属性。阴阳则不同，“两个方面”不但对立，而且规定了具体属性——阴和阳。阴就是阴，阳就是阳，不可更易。阴阳是有具体属性的对立统一，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特化。
阴阳学说是中国对于有阴阳属性的对立统一现象的规律性总结，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定程度的具象化，而且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研究和总结，突出地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原理性特点。
第一，是“一分为二”。阴阳学说基于元气论，是“气分阴阳”，其经典表达式是太极图。“一分为二”是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认为世界万物是由元气分化生成的。周易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儒家的“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讲的都是“一分为二”，是从一个原始整体分化出内部各部分，不是相反。太极图是一分为二的，不是合二而一的。欧洲的原子论是“合二而一”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世界万物都由原子组合而成，从19世纪末以来，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三次否定了原子论的这种世界观。
第二，非对称，对立统一的复杂层次。阴与阳属性相反，不对称，相互作用而产生新事物——“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而生物”、“二生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同的属性相互作用不能产生新事物，只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属性相互作用，才产生新事物，这是世界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据，是世界复杂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据。在欧洲原子论的世界观里，没有内源相互作用，是靠外力进行组合；没有相反属性的“阴阳交而生物”，没有新事物的内在发生根据。
2、医学的阴阳
阴阳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特化，在世界上有普遍性，人更如此。中医研究了人及其健康与疾病的阴阳，将阴阳学说医学化为中医理论，实现了从哲学到科学的转化。
第一，研究和认识了人的健康与疾病的阴阳内容。这种阴阳属性是具体的，包括生理的、病理的、药理的。认识到“生之本，本于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研究了阴经、阳经、心阴、心阳、肾阴、肾阳、阴虚、阳虚、滋阴、壮阳等具体的生理、病理内容。这里的概念和理论已经完全是医学的，是人的健康与疾病中的阴阳矛盾运动。
第二，医化为可操作的临床诊治法则。因为认识了健康与疾病中阴阳变化的具体内容和机制，对这些具体内容和机制可在临床上进行诊察和调治，由此转化成为临床诊治的操作法则。病机论阴阳，证候论阴阳，药性论阴阳；辨证“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病机有“阴阳失调”、“阴虚阳亢”、“阴阳两虚”等，治疗有“调理阴阳”、“阴病治阳、阳病治阴”、“阴阳自和必自愈”等。
阴阳学说的医学化，表面上看是中医移植和运用了哲学的阴阳理论，内在本质是人的健康与疾病客观上存在阴阳规律，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对此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哲学阴阳与科学阴阳所认识的，都是阴阳规律，只是该规律的表现层次不同。
西方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不但没有阴阳概念，而且没有“一生二”、“事物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的世界观，因而，中国的和中医的阴阳学说与西方医学和科学格格不入。反对中医的各种声音几乎都把阴阳学说列在批判的首位，认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中医理论而有余”、“阴阳是伪科学”等。
3、现代科学对阴阳的新认识
现代宇宙学研究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证明，宇宙的本原是温度无限高、密度无限大的“原始火球”，演化始于暴胀，最早的物理量是能量，然后对称破缺，分化为能量和质量，出现最早的粒子，进而分化出属性相反的粒子（质子与电子等），继而相互作用而形成原子，再往后逐步生成多种类型的原子（化学元素，不是原子论设想的“莫破质点”），出现了化学反应并逐步生成更复杂的化合物，及星云、星体、星系的演化，这个过程至今一百多亿年。宇宙起源的研究彻底否定了欧洲的原子论，以科学事实证明并表达了中国的阴阳学说，宇宙是“气分阴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一生二、二生三”、“太一分天地，转而为阴阳”地演化和发展的。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质量与能量之间的阴阳矛盾，质能关系式E=mc2做了定量的表达，质量以光速的平方为系数转化为能量，质量与能量是内在统一的两种属性。
普郎克等的量子力学揭示了微观粒子的阴阳属性——波粒二象性，既是波，又是粒子。波动性与粒子性是内在统一的，对其波动性测定得越准确，其粒子性就越测不准确，反过来测定亦然，存在测不准规律。为此，玻尔提出互补原理，要把“互斥”的两个方面“互补”起来，才能全面地、完备地理解和表达微观现象。波动性和粒子性在经典物理学和西方文化中，是不能相容的“互斥”概念，提出“互斥互补”违背西方传统思想，是非常革命的。玻尔于1932年访问中国，震惊地发现，中国的阴阳学说已经研究“互斥互补”几千年，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并创造了“太极图”，他如获至宝，将太极图作为其互补原理的最好表达式。由于玻尔的卓越贡献，1947年丹麦政府封他为爵士，可家族世袭，玻尔亲自设计了一个象征荣誉的盾形族徽，把太极图放在核心，并铭刻上“互斥互补”。见附图1。
2009年12月，美国雕刻家波特-赫克曼，用500万伏的粒子加速器，对着玻璃板轰出了完美的太极图。它不是人工绘制的，而是在粒子加速器作用下自然发生的。见附图2。
图1.玻尔亲自设计的族徽
图2. 用粒子加速器轰出的太极图
事实证明，阴阳是世界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客观规律，并非只存在于中国领土和中国人身上。哲学的阴阳学说和中医的阴阳学说，是从不同层次对阴阳规律的不同认识和总结。问题在于，人们的认识是否达到那样的深度和复杂度。
三、迎接东方式文艺复兴
中医是中华文明的骄子，中医的复兴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中华文明的复兴中才能实现，并在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发挥其特有的活力。
（一）钱学森论东方式文艺复兴
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倡导的人体科学研究，把中医和气功作为研究基础，认为人是开放复杂巨系统，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中医现代化是发展人体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不但会引起医学的突破，而且会导致科学的新革命，发展为东方式文艺复兴。钱老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见解：
“中医的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改造现在的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
“真正中医现代化的问题，恐怕21世纪再说吧！现在不行，办不到。假如21世纪办到了，那是天翻地覆的事儿，是科学要整个改变面貌，整个世界也会大大的有所发展。”
“我们干的这些事情一定会招来一个第二次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的再一次飞跃。”
“要是这样做下去，等于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在十五世纪的下半叶，1450年以后，到现在已有五百年了，它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应该再来一套新的，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
钱老先后多次论述东方式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带来的是工业文明，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极限或转折点，新世纪新千年迎来的，将是一次新的、以复兴东方文明为方向的“文艺复兴”。
（三）复兴中华文明的时代潮流
复兴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而且已经是世界的时代性潮流，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呼声极具代表性。
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就“面向21世纪”讨论了4天，得出的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有人称之为“巴黎宣言”。
1996年，以美国的约翰.霍根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研究了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出版了《科学的终结》，指出：“科学（尤其是纯科学）已经终结，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将来的研究已不会产生多少重大的、或革命性的新发现了，而只有渐增的收益递减。”“五彩的灯光已经熄去，晚会已曲终人散，回家去吧！”他们所看到的，是16世纪以来的还原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终结，这是事实。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另外的科学家们看到了，指出霍根们总结的是还原研究“极限”和“终结”，而非科学的“极限”和“终结”，科学面临的是转折，转向“超还原”的复杂性研究，那是一场新的科学革命。
也是在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迎接21世纪的挑战》，分析了医学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提出了新的方向性战略主张，包括8项“发展”：21世纪医学发展的定位，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心身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这8项“发展”明白无误地是8项转折，而转折的方向，是走向中医，走向东方。
总之，中医所代表的东方生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代表的东方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在新时代发展的新方向，中华文明的复兴必将在人类文明的新发展中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
（三）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但要认清为什么复兴，还要解决怎样复兴、复兴成什么的问题，这需要高远的战略思考。目前在认识上还有不少局限甚至错乱，需要一次思想解放。
要打破新、旧两种传统。旧传统是几千年文化研究和发展的传统，已经打破了，需要进一步打破，跟上时代的最新步伐。新传统是五四运动以来，包括建国以来，在文化研究和发展上形成的定势，其局限明显，需要研究和打破。要从世界全局，从新世纪新千年的时代性，从哲学、思想、文化、科学等各个基本方面，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解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认识问题，及未来研究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道路问题。“五四”运动百周年即将到来，需要进行反思和研究，理清周、老、孔三先生与马、德、赛三先生的关系，明确新世纪新千年在世界上（不限于中国）复兴中华文明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方向。
要从思想文化上，对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年进行反思、清理，拨乱反正。需要彻底铲除半封建半殖民地对文化的余影响，纠正各种以“国际化”、“世界一体化”而“去中国化”的心灵迷失，医治那种“贾桂式”伸不直腰的精神软骨病。
要突破和创新。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复原和诠释，而是要“兴”，关键在“兴”。以兴为复，复在兴中。要运用新时代的新条件，按照新时代的新要求，一分为二，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宝藏，但“黄金真理沉于深水”，需要有眼力洞察，有智慧理解，有能力挖掘、发扬、突破、创新，将其兴出新内容，兴到新水平，兴为中华民族的新时代的新文化，兴为人类的新时代的新文化。不打破鸡蛋，就煎不成荷包蛋。
作者简况
祝世讷，1940年12月生，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哲学、科学、医学的交叉研究，专职担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科学哲学系列课程教学，出版个人专著和主编著作十多部。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哲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中医系统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中医多学科研究会副主任委员。2000年退休，学校返聘做史志研究，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年鉴》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