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改革

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800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经济学家总结了大量经济发展史实，针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概括了一个叫作“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概念:引领一个经济体成功摆脱贫困的道路，并不能确保该经济体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对此概念及其政策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么否定存在这样一种发展现象，要么作出诸多不尽相同的阐释。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自信的同时，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应对挑战的方法论。在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树立信心同时又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有参照价值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由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此前广为使用的“拉美陷阱”，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发展困境，并且常常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点。

许多经济学家，如罗伯恃.巴罗和阿马蒂亚.森等，不承认这种经济发展现象的存在，尤其认为这个概念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前景。不过,如果经济史上的确存在着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特别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所可能面临的特殊发展挑战，而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归纳其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中历来被广泛用于表示一种超稳定状态，即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推动人均收入一次性提高的因素不具有可持续性，不足以根本改变传统的均衡状态，就会有其他因素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面,使这个经济体在该收入水平上徘徊不前。所以，一旦把研究重点放在中等收入国家如何摆脱周而复始的现状，这一分析框架是有益的。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四步

虽然“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根据现实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我们可以从丰富多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教训中，归纳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特征化事实，用以说明一个“不幸”的经济体，是如何经过四个步骤落入该陷阱的。

第一步，经济体经历一定时期较快增长后减速。美国经济史学家埃肯格林等收集了大量国家的历史统计数据，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一个经济体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某个特定时点上，会发生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平均减速幅度可高达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一些国家减速经验时，把不同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分别归结为制度因素、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在地区一体化和贸易方面的缺陷。不过，具有规律性的是，这些减速都与发展阶段变化相联系，归根结底是供给侧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第二步，对减速原因的误判导致政策选择不当，使减速演变为停滞。例如，如果减速的原因在于供给侧的潜在产出能力降低，而政府的政策却是着眼于在需求侧刺激的话，则不仅难以产生政策效果，还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和不良结果。其中，最严重的扭曲莫过于政府过度使用产业政策，导致生产要素的价格背离比较优势；最严重的政策后果则是造成泡沫经济、产能过剩和对落后产业及企业的不当保护。一旦如此，原本可能是正常的减速，反而被转变为长期的超低速增长甚至增长停滞。

第三步，面对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应对，造成经济社会体制的全面扭曲。例如，在经济增长停滞、蛋糕不再能够做大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蛋糕成为普遍存在的动机，造成寻租行为滋生和腐败泛滥。

由于具有特权的群体往往得到更大的收入份额，以及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马太效应，收入分配状况愈益恶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这时，财力拮据的政府往往只能借助于仅有承诺却难以兑现的民粹主义政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伤害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

第四步,与停滞的经济增长相伴而存在的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后者竭尽全力要维护这个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格局，因此不利于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弊端积重难返。一旦进入这种体制状态，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就被利益策团所俘获，不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改革和制度变迁更是举步维艰，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便被固化。

从已有的经验看，上述四个步骤既有时间上的先后继起性，又有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性。从中得到的启示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既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防止把自然的减速转化为万劫不复的经济停滞，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保持社会凝聚力，同时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以体制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和长期可持续。

经济减速原因在于供给侧

中国经济在1978年至2011年的长达33年里实现了平均9.9%的高速增长之后，2012年开始明显减速。对于中国经济的减速，国内外经济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林毅夫认为是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大幅度缩减导致需求不足;萨默斯断言以往的异常高速增长终究要“回归到均值”;巴罗则认为任何国家不能长期偏离“趋同的铁律(年均2%的速度)”。如何判断减速原因至关重要，关乎应对政策是否正确有效。

中国减速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发生了逆转，并形成一系列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条件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的人口红利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提高了储蓄率、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恰好在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门槛的同时，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最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攀升。随着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就减弱了，导致由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决定的GDP潜在增长率下降。

有多种因素推动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一是劳动力持续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二是资本报酬呈现递减现象，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三是2014年农村16至19岁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四是诸多体制性障碍推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五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浪费了资源,压缩了经济增长空间。

理解了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增长现象而非周期现象，其原因在于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有助于我们正确决断、对症施策、精准发力。

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2020年中国人均GDP按照不变价格将超过1万美元，更加接近划分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大约1.2万美元的分界线。然而，一方面这个划分标准是动态的,届时也有可能向上调整;另一方面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 远远高于这个分界线，目前超过3.7万美元，因此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仍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基于对这一现象形成原因以及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分析，首要任务是要对症施治，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解决好收入分配，提高发展的共享水平，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以支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首先，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应对发展阶段变化导致的减速，不能用强刺激办法使增长速度超越潜在增长率，而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嬴得改革红利。当前最紧迫且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是着眼于延长人口红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转移，稳定农民工就业，抑制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过快上涨;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政策环境，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其次，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共享发展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随着2004年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劳动力短缺推动了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初次分配领域显现出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自2009年以来，反映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如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都呈现持续缩小的趋势。然而，中国整体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仅仅依靠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并不能产生迅速降低的效果，需要明显加大再分配力度。

加大再分配力度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体现政府再分配责任。这包括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实施脱贫攻坚战等；另一方面，从税收制度改革入手进一步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目前中国税收体系仍然是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也明显缺乏累进的性质，因此从调节收入分配着眼进行税制改革，既符合国际惯例，也有巨大的调整空间，预期可以取得更显著的缩小收入差距效果。

第三，防止过度福利化的民粹主义倾向，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阻挠，保持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份额，固然是共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存在着妨碍劳动力充分供给的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改革滞后意味着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担过度压在企业身上,造成比较优势的过早过快丧失；在社会保障覆盖率仍低的情况下过于频繁提高保障标准，同样加大了企业负担。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没有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式改革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帕累托改进，是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进一步的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因此，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总结地方改革的成功经验，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通过顶层设计消除利益樊篱对改革的阻碍，推动改革获得实效，是中央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以及推动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关键职能，将体现国家正确决断、掌控经济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