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青年教师压力几何 依然憧憬“诗和远方”?

22.04.2016  07:54

  渤海大学图书馆,一位青年教师(前)在查阅书籍。本报记者 刘洪超摄

  学历高、视野开阔且思想活跃,是大学教师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是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生力军,渴望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中实现个人价值,被寄予承载高校乃至国家、民族未来的厚望,但伴随这些“高、大、上”的标签,“压力山大”、困惑不解也随之而来,“青椒”成了网络戏称占据高校大半壁江山的青年教师的代名词。

  科研经费难觅、职称晋升通道拥堵、教学评估难测、生活压力大……这些成长中的“囧像”让象牙塔内的青年教师屡见各类媒体。这些困顿是让“青椒”们脚步趔趄、心生乏意,还是让他们坐着“冷板凳”不忘初心,依然憧憬“诗和远方”?

  为此,记者走进辽宁部分高校,走进青年教师群体,还原“青椒”们的真实工作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探寻如何强化他们的职业自信,以及作为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文教薪火世代相传。

  青年教师压力几何

  ⒈教学:课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付出与回报难成比例

  6︰00起床跑步,6︰30开始吃早餐、查资料、写论文;

  7︰30赶到学院,8︰00—11︰00上2节课,大课间20分钟去找系主任及院长签字报销发票;

  中午吃完饭后在办公室撰写由副院长牵头的课题报告;

  下午到另一个班上3节课。课间要赶在财务处下班前去报销发票;

  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备课,回复学生的邮件;电话24小时开机,处理学生的各种突发事件;

  21︰00—23︰00继续写学术论文,准备下周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所需各种材料……

  这是辽宁某高校32岁教师吴鲲鹏一天满满的工作安排。

  “不能说天天如此吧,至少每周有个三四天。”小吴老师有些无奈。

  “学院一些有名的教授,今天给这个企业上上课,明天给那个公司搞个培训,一年下来就够我们挣几年的,很多教学工作都压在我们新人身上。”辽宁某高校的青年教师贾茹也有同感。这学期,他上3门课程,同时还兼一个班的辅导员,周一到周五,他的课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2013年,29岁的齐平从上海一所高校博士毕业,来到辽宁某大学。从农村孩子到博士毕业,再到大学任教,小齐老师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本科到博士我的专业都是统计学,刚工作那会儿,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自己的所学终于可以好好传授给学生了。”那时候,他带3个班的课,还兼学院辅导员。为了把枯燥的统计课讲得生动有趣,他使出浑身解数,泡图书馆、做课件、下视频,并把课堂内容与有趣的故事、社会热点相结合。年终学生打分,他位居前列。

  然而在申报副高职称的时候,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表格里面对发表论文数量、是否核心期刊以及申报课题级别如何考评加分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对教学情况却没怎么提及。”

  春节聚会的时候,一位已在数学系当了5年讲师的老乡的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只要你上课别出啥事故,年终考试给学生出点简单的试卷,别让他们挂科,课上得好不好并无多大影响。平时咱们这些老师是泡图书馆、做实验,可人家都是在搞自己的课题。”

  “教学工作虽然不难完成,但是耗费精力和时间,为了上好一节课,可能得花费3天甚至一周的时间来备课。现在给学生上课就是个良心活,大家心里都清楚,最和自己切身利益和前途挂钩的就是职称。现在上一堂课也就20多块钱,很多人就把教学当作副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上,这也是一些青年教师私底下所说的生存法则。”辽宁某高校31岁的高老师坦言。

  生活:三期叠加压力大,渴望能再“体面些”

  “今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和爸妈撒谎说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了。”32岁的小何老师老家在河南,目前在沈阳一家高校中文系教书,已步入大龄的她,目前仍然单身。

  “回去过年就怕亲戚邻居问这问那,更怕父母催婚。我读完博士就已经30岁了,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都得耽误个一两年,现在女博士学历高,交际面也窄,所以也就成了大龄‘剩女’。”

  大连某高校青年教师曲成新2015年博士毕业来到该校工作。妻子目前还在北京读博,孩子刚刚3岁,家里只有他一人工作,“我爸妈都是农民,他们拿出了全部积蓄、四处借钱帮我凑齐了购房首付款,现在生活支出加上房贷,每月的花费近8000元。”小曲在学校外边找了个兼职,挣钱贴补家用。

  “现在的青年教师,哪一个不是读了20余年的书才到高校的?可是一旦到了高校,除了工作压力外,结婚生子、购房买车等,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大连某高校的教师萧明忍不住倒起了苦水。“细细算来,现在每个月我所有工资补贴加在一起不过5000元,学校周边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1.4万元。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青年教师,有的在民办培训机构做兼职,有的开起了淘宝店、做起了微商,然后让学生帮忙打理和推销,还冠以勤工俭学和大学生创业的名义。年轻老师一旦选择这条路,还谈什么学术呢?”

  记者约曲成新访谈时,正赶上他在整理各种发票,餐饮、住宿、打车、购物等,各式发票忙了一下午。“目前我最苦恼的是报销科研经费,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面对的。文科方面的科研经费一般都是1万元到20万元之间,很多文科项目需要的物质设备少,却极消耗脑力,现在项目结项管理越来越严,每做完一个项目都要脱一层皮,一想到报账的繁琐严苛就浑身不自在。”

  “我们那个博士班的同学找工作,首先不是看学校的名气,而是看哪个学校给的安家费高,哪个学校能够提供住房。”刚刚在辽宁某地级市找到工作的秦中告诉记者,来到这里,学校兑现了承诺: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和1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你也可以说我势利,但是我都34岁了,还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与他同期毕业的10位博士,7位都去了三线城市。

  “刚择业时,看到身边一些同学留在了北京,心里也默默发誓,都读到博士了,一定要留在这里。”可择业过程中的一次次碰壁,让今年34岁的山东人张军逐渐清醒下来,“想留北京,重点院校基本没戏,人家不是要‘海归’,就是要求有北京户口或者是学术带头人,去一般院校顶多做个辅导员,心里有些不甘。现在我在沈阳一个月工资基本能买一平方米房子,爱人在这里也找到了工作,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张军如今在沈阳某211院校土木工程学院工作。

  今年寒假小张老师带着家人去了趟上海,“这期间我拜访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同学,他们夫妻也都是农村的,留在上海工作后倾尽两家的积蓄买了一套面积约60平方米的房子。那个楼是1980年建的,略显破旧,结构也不合理,父母来时就在客厅放一张折叠床。他们两人每天都在学校,很晚才能回家,35岁了还没要孩子。”

  吴鲲鹏的境遇也代表了一大批“青椒”面临的困境。他来自河南农村,上博士之前已经结婚,爱人在老家。“现在读博士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有工作有家庭的,像我那一届,183个博士,有103个都有孩子和工作。”

  博士毕业时,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打算,选择了杭州的一所学校。然而刚在学校工作两个月,他就感受到巨大压力,“自己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千元,爱人无法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一份待遇很低的工作,孩子也无法照顾。”

  “我的一个同学也在杭州一所高校工作。他老家在江西农村,还要补贴父母,为了多赚点钱,超负荷工作,教了很多课,也申报了很多课题,3年后积劳成疾,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小吴老师决定离开杭州,来到了辽宁南部的一所二本院校,两年后,他用学校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购买了一套将近160平方米的房子,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房。

  “没有了生活的压力,我的心情也渐渐平复,能安心读书了。”毕业不到5年他就评上副教授,还获批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和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仅在核心期刊就发表了20余篇文章。

  谈到这5年“逃离”一、二线城市回到小城市的经历,小吴老师感觉还比较满意。“对于那些仍然在一、二线城市高校和科研部门苦苦打拼的青年教师,我深切理解他们的艰辛和诉求。现在传播技术如此发达,不管在哪里都能便利地获取各种学术资讯。也许他们可以走一条迂回的道路,先到一个压力小的地方把生活安顿好,把身心调整好,等经济和学术上都有积累之后再尝试回到一、二线城市重点大学。在二本院校,学术平台的影响力、工作单位的知名度确实影响项目的申请和成果的发表,这是到三、四线城市二本院校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只要足够努力,这些困难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

  职称:希望与失落,在年复一年的努力中循环往复

  清晨,辽宁某体育院校的乔老师一大早把4岁大的女儿送到幼儿园,然后赶到学校上课。上课之余,他还要抽出时间带半身不遂的父亲去做康复。“这点生活压力对我来说不算啥,都可以克服。真正的压力来自学校,比如科研、课题和晋升职称那些事儿。”

  乔老师说,现在学校采取的都是“定员定编”,“一个萝卜一个坑”,也就是说关于岗位和职称都是限定好名额的。比如他们教研室,假设有3个副高指标限额,如果名额满了,无论青年教师多优秀,都难有晋级机会。

  “如果每天只围绕着教学和科研做事我会很快乐的。”乔老师对于“单纯”的高校充满向往,“但各种评估、各种考核扰乱了我的工作和我的心。”从申请课题到报销课题经费,从写作到联系出版,科研得跟着程序跑,让教师们无法淡定。不少时候,各种评估、考核、完成课题、出书的终点只有一个——评职称。

  青年教师必须面对的现实是,高校高级职称有一定的比例限制,经过多年职称评审,名额已基本饱和,只有等待老教师退休,空出若干名额。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希望与失落,在年复一年的努力中循环往复。

  目前,多数大学规定博士生毕业进大学工作后先当讲师,3年后可申请副教授,而实际上很多高校讲师晋升副教授的年限在4至6年之间;晋级副教授5年后可申请教授,而7至9年后才晋级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这个学校,现在助教、讲师有400多人,学校每年还要招收50多名青年教师,而学校每年获得副教授职称的老师不到20人。”辽宁中部一所高校的副校长有些无奈。

  “每个学期开始,学校人事处、科研处都会下文件、开会,强调科研、论文、课题的重要性。在我们这里,你如果要想评副高,必须有1部专著、3篇全国核心期刊论文,同时还要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在沈阳某高校工作了3年的教师余启明说。

  “年轻教师申请课题中标率太低。课题申请一般都会看申报者承担过哪一级的课题,那些默默无闻、白纸一张的年轻人很难入评委的法眼。自己拉不来课题,只能跟着老先生们做。尽管可能活干了不少,但发表论文时署名排在最后一个,因此奖励和排名总是靠后。”刚刚完成一个省级课题的青年教师李洋心有不甘。

  小李老师的电脑里,存着每一年学校发布的职称文件,“每年我们学校评定职称的申报条件都有变化,以前要求论文3篇,现在则要求5篇,其中3篇需要发在核心刊物;以前学校要求有课题即可,如今则要求必须有省级课题,甚至是国家级课题。学校晋升职称的标准越来越细,越来越严,这其实是个表象,名额就那么多,要求却越来越高,只能让老师们想尽各种办法,这也导致一些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指标细化了,标准严格了,这样才能够保证学校的学术研究成果在省里或者全国有位置,然而这样‘唯GDP主义’逼出来的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真正的学术价值又有多少呢?又有多少老师背离了最初的专业和爱好,为了完成指标才去搞研究的呢?”辽宁某大学一位已退休的副校长这样感叹。

  给青年教师更好的人文关怀

  他们更看重“今天的机会和明天的希望”

  每逢周末,东北大学“青椒”丁进良最多只歇一天。在东北大学,“忙”得没有周末是常态。

  办公桌上,几本与他专业并不相关的专业书籍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其中一本名为《催化裂化装置操作工》。“这是为外地一家公司做炼油生产过程全局协同优化运行的课题项目。研究这些课题项目,就要了解运行原理和操作流程,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丁老师说。

  丁进良,东北大学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出生于1976年的丁进良笑称自己到了不惑之年,再说“青椒”有几分“装嫩”。

  “通常副教授要5年才有资格评教授,而我3年就破格评上了。”在大多数人眼中,丁老师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但丁进良却毫不讳言,自己也曾经历过不少困惑和苦恼。

  “2004年硕士毕业时,导师柴天佑院士找我谈话,认为我该走学术之路。那时,也有几家单位想要我,工资有六七千元。可我当时并没多想,按照导师的意见留校了。”

  1500元,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丁进良傻眼了。“幸好吃住都在学校,学校提供青年公寓,一室一厅30多平方米。”留校后,丁进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科研上,没办婚礼,没有蜜月旅行。

  “2010年,我的工资才3000多元。到了2011年,提了副教授,一下涨到5000多元,我当时就震惊了。”丁进良说,直到2011年,他才有了小宝宝,之所以这么晚才要,主要还是住房、收入、时间都很紧张。

  与丁老师谈起“青椒”的现状和未来,“坚持”是他使用最多的词汇,“只要坚持不懈,终能厚积薄发。”

  丁进良说,毕业留校后的八九年间,他总是比人家“慢半拍”。“单单完成博士学位,我就用了7年的时间。”进现场、泡实验室、跟着项目走,博士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和别人相比,他没有时间写论文,看着别人博士学位顺利拿到,自己也免不了着急沮丧。但正是由于不断地实践操作,所有的蛰伏和积累最终都转化为了科研成果。

  2014年,丁进良破格提拔教授,积压已久的“压力”终于释放出来。

  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说,高校青年教师更看重的是“今天的机会和明天的希望”。“对于青年教师,需要事业发展平台和上升机会、渠道,以及职称的发展空间。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评价环境和发展环境,平等竞争的环境。”

  赵继说,东北大学设立青年教师VIP通道,青年教师可以通过第三方评审,直接由助教或讲师升到教授。“这个也不是年年有,前年我们评了一次,评出学术方面青年教授10名,教学方面的2名,年龄最小的不到30岁。”

  沈阳师范大学校长林群也认为,青年教师的状态决定了高校未来的走向,高校管理者要从积极培养、大胆使用、关心生活三个方面,关注青年教师的发展。

  “高校管理者过去习惯的培养方式是以工作为中心,一切都讲奉献和牺牲,关心个体特点相对少一些。”林群说,这样的管理方式显然是不全面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管理者过于从管理角度看问题,缺乏人文关怀。”

   多把尺子量老师

  “教课任务重,实际收益低,长此以往,青年教师就会对教学失去热情。”沈阳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刘天华说,“其实,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关注这些问题了。”

  “多把尺子量老师”,是刘天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凭上课能不能评上教授?对于课题少、科研项目少,但是教学上突出的青年教师,我们确实应该予以一些倾斜,让他们在研究优质课程的同时也能受益。”

  再过一两个星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力春副教授职称就能“落地”了。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是王老师的晋升之路颇为曲折。王老师当年所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他凭借对古代文学的热爱和深厚的功底,并经过苦读拿到文学博士,教起了古代文学。王老师调侃自己是一枚“奇葩”。

  但是学生不这样认为,每逢王老师的古代文学课,教室里都座无虚席。学生喜欢王老师的上课风格,“王老师穿着大褂,拿着扇子,颇有点羽扇纶巾的感觉,特有范儿。再加上王老师讲课总是娓娓道来,有嚼头,有故事,让人过耳不忘。”上过王老师课的学生感慨,能遇到王老师是他们学生时代的幸运。

  虽然王老师的课上得好,但是毕竟是“半路出家”,他的弱项是科研能力和写论文,“如果在别的学校,可能评职称就有困难了”,正是由于沈师大优秀教师的加分机制,让王老师获得破格提拔。

  林群说,青年教师能力各有千秋,有的擅长讲课,有的擅长科研,千差万别,就应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像我们这样的非重点大学,青年教师能做到科研、教学二者兼有实属凤毛麟角,要让他们在擅长的领域中发挥到极致。”

  对于传统观念认为大学教师的第一任务是“站好讲台,把课教好”,林群则认为,实践证明,这恰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他们一直在读书做课题,是被灌输者,大多没经过系统性的教学训练。

  “青年教师的优势是他们的年龄,这个阶段正是思想最活跃、创作力旺盛、具有创新意识和灵感的时期。”鼓励青年教师做学术和科学研究,是林群在沈师大推行的又一举措。“青年教师刚刚走出学校,继续做科研、搞课题是顺势而为,一旦教学任务过重,恐怕会将青年教师架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压垮,极有可能教学没搞好,原本扎实的基本功也都荒废了。”

  为此,沈师大设立了科研、课题以及项目的奖励基金。“这样,一碗水端平,有利于学校老师间良性竞争。”林群说,最后获得这些奖励基金的70%是青年教师,这不仅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也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

  要解困更需暖心

  对待“青椒”,不仅要解困,更要暖心——许多受访者表示,压任务、上担子前要先为“青椒”解除后顾之忧,创造可以让其积蓄力量的环境。

  赵继坦言,许多青年教师多年苦读,一出校门就面临结婚、生子、买房三大难题,生活成本高,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作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他们更需要的是“体面”的生活,渴望实现个人价值并得到社会认可;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解决温饱,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认可。

  不少人认为,同社会其他行业收入比较,青年教师并非惨不忍睹。虽说薪水不是很高,但有象征资本,比如说象牙塔内知识分子这个光环,就羡煞旁人。但在功利主义的喧嚣中,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正是一些青年教师感到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

  购置住房,提供安家费,在收入政策上向“青椒”予以倾斜,这些实打实的“民生工程”许多大学都在做,而且有的也做出了经验。

  “重点采取提高团队参与度、开辟人才特区、资助专注于探索性研究的青年教师等举措,着力打造一流的人才队伍。”东北大学副校长王福利说。学校每年投入16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新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重点项目培育基金和创新团队培育基金。政策实施后,学校申请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的3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比大幅提升。

  “作为年轻人,压力大点、多吃点苦并不是坏事,教学、科研、家庭等因素既是压力,更是动力。”小徐虽是辽宁某民办高校的老师,而且只是一名硕士,但对工作和生活却积极乐观,工作两年多时间里,参与两个省级课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4篇文章,还被评为学校“青年教学能手”。“我们学校那些有名的教授不都是从青年教师走过来的嘛,不能只看到人家现在风光的时候,他们全是凭借吃苦奋斗才有今天的,一想到这些,我也就能踏踏实实搞教学、做科研了。”(记者 辛阳 刘洪超)

        编辑:李真        责任编辑:胡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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